夹缝中成长起的种子——台湾现代艺术的萌芽

1949年解放战争后，蒋介石政府迁台。当中华儿女在大陆这片土地上逐步摸索前进的时候，中国的另一片土地——台湾，也在面对他们自己的难题。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正面临政权重建、大陆迁台的几百万人与当地住民如何化解冲突并尝试融合、两岸仍相敌对等问题。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中，政治上的极端紧张，却使文艺创作在夹缝中成长得更加茁壮。为稳固政权，国民党政府采用高压统治却标举着民主自由的氛围中，台湾现代艺术开始艰难前行，并为后世留下灿烂的篇章。

1953年 蒋介石台湾阅兵

国民党政府迁台时，从大陆赴台的文艺人士主要由保守的国画家和激进的西画家为主。新艺术发展的萌芽，可追溯到1949年。何铁华从1949年起，开始撰写大量艺术文章并发表，以指导现代艺术的鉴赏。1950年筹组“自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并创办《新艺术》杂志，推动“自由中国的新兴艺术运动”。1951年，台湾第一个正式以“现代画”为标举的画展举办。不过由于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何铁华派系受到挤压，这批画家因故先后离台，新艺术运动也因此而告一段落。

新艺术运动虽有很大局限性，其发展也未能深入到面对整个社会、文化提出的根本质疑，但却为当时政治高压下沉闷压抑的画坛带去曙光，展现了对保守势力的挑战，更为后来文艺的蓬勃发展投出一枚探路石。

1955年 妈祖岛上的居民

紧接着，是1957年。 “五月画会”和“东方画会”都在这一年成立，也是新艺术运动进入尾声的时刻。由此，台湾现代画坛开始由另一群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所主导。这批年轻人中，大部分是有过流亡经验的大陆赴台青年，他们特殊的成长经验和“抽象”艺术风潮的影响，使他们寻找到一种既可以避开政治禁忌，又得以无限发挥心灵想象空间的创作方向。于是，六十年代也被称为台湾美术史的“画会时代”。

五月画会成立初期，以寻求和西方艺坛接轨为目标，其取名“五月画会”也就是要模仿巴黎的“五月沙龙”，第三届（1959年）之后，某些坚持写实的成员渐渐离开，画会自此大幅走向以“抽象”为目标的前卫诉求，成长为一个较具开放色彩的团体。

五月画会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刘国松。他创作风格独特、论述犀利深刻且极具领袖性格，成为台湾现代绘画运动最重要的代言人。刘国松拥有一份对现代艺术“抽象”倾向的信仰与坚持，通过不断的作品实验与文字宣扬，使“抽象”成为六十年代台湾前卫艺术最鲜明的主调，推动“现代水墨”成为战后台湾艺坛影响最深远、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个发展脉络。

东方画会则在属于东方的传统中寻求可供参考与消化的养分。他们一开始便用一种相当多元的态度，进行自我风格的构建，取材和风格都相当多样化。这使“东方”的画家们各自形成特别且深刻的创作风格。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萧勤、霍刚、吴昊、朱为白等人。

五月画展

除“五月”、“东方”两个影响深远的画会外，六十年代相继成立的还有长风画会、现代版画会、年代画会、心象画会、自由美展、画外画会等。这些画会以各自的方式理念默默在艺术领域互相勉励与求索，并最终各有成就，这使六十年代的台湾画坛呈现出百家争鸣欣欣向荣之态。

如果说六十年代台湾现代绘画运动，主要成就是用“抽象”扭转了民初“国画革新”以来局限于以写生、写实为手段的固定思维，解除了形象模拟的枷锁，其具体成果，便是水墨创作的典范转移。抽象的笔触、律动，加上纸渲墨染的趣味，构成台湾六十年代“抽象水墨”的创作主调，也将“抽象水墨”真正提升到“中国现代画”的高度。而在这场水墨画革命中，刘国松便是关键性人物。

五月画会早期合影，右2为刘国松

五六十年代，是台湾社会相当特殊的时代，一方面是政治上处于极端高压的紧张时期，另一方面也百废待兴散发着勃勃生机。就在这样的局势下，那一代的美术家们凭借自己对艺术最纯真的追求，为台湾美术史创造出一个黄金时代。

文/山艺术 党祺卉

图/来源以下网站：

http://news.hf365.com/system/2011/08/03/011049372_21.shtml

http://blog.udn.com/OrientExpress/9774211

http://zhangis.whosee.com/zdz24/reh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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