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名西裝筆挺的年輕人，在柬埔寨金邊的聖卡飯店大廳候着，待廳堂內司儀唱名，方執起所代表的東協（ASEAN，或譯東盟）國家國旗，一一入內，仿若一場國際盛典。但這場盛會是由不在東協的台灣人自己舉辦的。
來自15個國家地區、約六百餘名台商，於2015年12月6日這天齊聚一堂，參加亞洲台商聯合總會（簡稱亞總）理監事聯席會，如此聚會雖年年舉辦，但這次氣氛顯得格外熱騰。「這幾年東協的議題太熱門了，台商想要聚集起來做點事，不但在成立了個東協事務委員會，還舉辦了東協經濟論壇。」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東協研究中心主任徐遵慈與知名經濟學家馬凱也都受邀演講。
12月的柬埔寨，依舊是豔陽，呼應着亞總大會會場內的熱力。「這些台商來這裏之前，都以為柬埔寨是鳥不生蛋的地方。」柬埔寨台商會會長林志龍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時帶着驕傲，直說這個國家現在可不一樣。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會長李耀熊則表示，柬埔寨進步很快，在東協經濟共同體正式實行後，作為成員之一的柬埔寨，在產品外銷上將獲得很大的助力，「台商應該要盡快做好規劃，以趕上這個快速的火車。」
台商的確不得不直赴東南亞，趕上這班列車。因為，至今還在這些區域經濟整合局勢外斡旋的台灣，彷彿在賽局之外一般，只能瞪着眼。
全世界都看好東協
東協在1967年8月成立之初，本是以政治與安全合作為目標，1980年代後期，為因應中國與印度崛起，便開始推動經貿自由化，提議建立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希望藉着區域內外國家的FTA，取得更多市場進入優惠及外商投資。「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如今終於看到具體成果。」徐遵慈說，如今東南亞不僅經濟平均表現優於其他開發中國家，在全球供應鏈上也起來了，對台商越來越有吸引力。
「這是一個2.5兆美元市場，在亞洲僅次於中國、日本的第三大的經濟體，也是全球第七大經濟體。人口年輕、消費力很強、經濟成長很快。」出席論壇的民進黨國際部主任黃志芳點數着東協的數字指標。看了一眼資料，他繼續補充：「2013年東協所接收的外來投資總額（FDI）超過中國，這是個重要指標。」
FDI的總數意味着全世界正看好東協，所以直接將投資放到東協，而不再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這幾年投資環境起了些變化，大約3年前起，台商陸陸續續從大陸撤出。自2010年起，台商在大陸投資金額每一年都下跌，在東南亞卻是明顯成長。」徐遵慈表示，東協經濟崛起加上中國投資環境不如過往，兩個因素加總起來，是台商更關注東南亞的原因。
更不用說，接下來的東南亞區域整合後，將帶來的變化。2015年底，東協國家領袖宣告東協經濟共同體（AEC）成立，而區域全面經濟貿易夥伴協定（RCEP）2016年可望談判談成，「如果談成的話，這將是全世界涵蓋人口最多的FTA。」徐遵慈還提到正熱門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東協國家裏有4個TPP成員，特別是越南。如果談判完成，開始實施的話，越南將來對美國出口的位置更重要。」台商因此漸漸往東南亞移動，而本在東南亞扎根的台商更是期待着這場新局。
以往台商總習慣置身政治以外，但「五一三」讓他們驚覺政治之必要……「所以今年（2015年）成立了東協事務委員會，將東南亞15國台商會與其下各地台商會整合起來。而這需要政府支持。」
這些台商，就是南向政策的基礎，也是面對東協新局的最佳力量。1990年代台灣第一波南向政策被認定失敗，但徐遵慈另有看法，她說90年代許多在東南亞發展的台商都已生根，且發展得非常好，這是今日談南向政策時，已有的既定基礎。
剛卸下親民黨籍立委的李桐豪也說：「台商已經先快速反應，那政府就要迎頭趕上。」只是，政府的角色，除了如他所言，與民間一起合作進入東南亞外，還能做什麼？
越南「五一三暴動」的慘況，給台商好好上了一課。以往台商總習慣置身政治以外，但「五一三」讓他們驚覺政治之必要。「事情發生前，馬英九政府就收到消息，但卻沒有動作。中國那邊早就已經趕緊撤離。」事後既無法在經濟上向越南要求數億美元的損失賠償，亦無法在政治上討回什麼，如此種種都令鴻毅旅行社董事長蔡家煌憤慨，直言馬政府這8年「放棄了東南亞」。
「五一三後，台商驚覺必須得要組織起來，強壯自己。」自1988年便深耕中南半島的蔡家煌解釋，過去東南亞台商商會多屬聯誼性質，「五一三暴動」讓他們徹底醒悟，不能再像一盤散沙一般，「你看歐洲商會、美國商會在台灣地位多大，多有影響力？」他進一步說明，台商在東南亞各地，為了自己的生存，在當地做了不少事，得和警察、消防、稅務等機關都打關係，甚至為當地做些事，但不僅沒被看見，也缺乏整合，「所以今年（2015年）成立了東協事務委員會，將東南亞15國台商會與其下各地台商會整合起來。而這需要政府支持。」
應善用台灣的東協元素：移工、配偶、第二代
黃志芳同意這個意見。在他看來，民進黨未來應該將投資貿易推廣、台商組織輔導，還有台商協助政策遊說這三塊整合起來，台商是台灣與東南亞之間一個重要媒介，是「新南向政策」成功的要素。
民進黨提出新南向政策的背景，除了注意到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變化外，也是反映了台灣這20年來社會的改變，「台灣已經有非常多『東協元素』，包括50萬東協移工，20萬東協新娘，其第二代都成長了。」黃志芳直言：我們應該要善用這些優勢，進一步連結台灣跟東協這些國家。
徐遵慈也表示，這些年來，除了經貿之外，台灣與東南亞早已快速整合，包含過去20年來開放東南亞勞工、配偶近來，還有教育觀光交流，「現在台灣跟東南亞的關係比過去還多元。民進黨提出多元的南向關係，反應台灣與東南亞關係的調整，這是很合理的發展。」
以移工為例，台中郊區有家小機械工廠，固定聘用5名越南勞工，受限法令規定，工人做滿3年就走，也沒有一個想再回來工作。這家機械工廠始終根留台灣，即使面臨工廠擴建問題，也沒想外移。這些年，他們思考轉型，也反省將移工當作廉價人力運用之事，便設定了一個目標：「多年後，要在越南設立服務處。」
「我們培養、訓練這些越南勞工，將他們跟自己的技術人員一樣看待。教會他們後，將來我們在越南設服務處，他們就是幹部。」該廠製造課黃課長補充：他們可以在當地培訓自己的員工，這才是一個正向的作法。
像這樣職業訓練教育思維，在許多聘用移工的中小企業裏，漸漸普遍。而高等教育的交流，也已進行。「這些年來，台灣已經在做高等教育輸出，除了僑生外，也吸引更多非華人的東南亞學生。像是有許多越南人來台灣讀技職管理。」徐遵慈指出，包含印度在內，東南亞有很多國家都設有教育中心，將教育文化輸出到當地，「這幾年政府持續都有進行，只是沒有特別提出來說。」
「東南亞」已經成為台灣的一部分，而台灣也在回應、正視這個新興文化與需求。
除此之外，隨着東南亞被重視，東南亞語言與經貿課程也陸續在民間展開，大專院校也正視這些教育需求，這些在在說明，「東南亞」已經成為台灣的一部分，而台灣也在回應、正視這個新興文化與需求。
民間對東南亞族群的重視，相關活動的活絡，或許比政府的作為有說服力，從北到南都有不少移工、外配團體，甚至是學生組織，以自己的方式實踐東南亞教育文化的計畫。
四方報創辦人張正是其中最有能量的實踐者之一。2000年，在老師成露茜鼓勵下，張正讀了台灣當時唯二的東南亞研究所，甚至遠赴越南學習越語，在初期那段宛如文盲、渴望閱讀母語的經歷，讓他回台後創辦四方報，並接連投入多項協助在台東南亞朋友的文化教育工作，像是移工文學獎，或是現在辛苦營運的東南亞書店，都是這個社會需要替東南亞元素填補的文化力。
但張正謙虛表示，過往台北市政府便率先建立了新移民中心，前勞工局長鄭村棋還辦了非常多屆的移工詩歌節，新北市也有外勞星光幫等等，這都證明政府已漸漸注意到文化與精神需求，並藉着這些活動顯露東南亞移工經濟勞動之外的另個面向。
除此之外，在校園推廣東南亞語言文化教學的「火炬計畫」，或目前協助修訂107課綱，在鄉土語言教學上增加東南亞語，張正都有觀察和參與，他說，「東南亞語學習是一個趨勢。」
東南亞非昔日阿蒙 台商心態須調整
但這文化教育趨勢與政治活動表現，並不能說明台灣社會已準備好或意識到自己與東南亞的連帶關係，有時心態不對，有時人才不足，大多數時候都在狀況外。
「我們要把自己當成東協的一份子啦。」走闖東南亞快30年的蔡家煌最氣台灣人老瞧不起東南亞，總把人家當成「邊疆」，語言不會、資料庫缺乏，還對這一切不以為意。他在這十餘年間，說服越南台商提供住宿與實習機會給台灣學生，鼓勵台灣學生到越南實習、觀摩，「不然台灣年輕人沒有國際觀，沒有談判人才，還不瞭解東南亞。」
台灣大多數人，仍以刻板且落後的眼光看待東南亞。蔡家煌表示，20年的距離，除了讓東協快速成長外，也讓其社會產生變化。「以前都把要淘汰的產業、破爛的機器往這裏送，現在你還要往這邊送舊衣、舊褲，那種勞力密集汙染的產業，沒機會了啦。」他語氣直率：「心態要調整，人家已非昔日阿蒙了。
不只「三年級」（指1951年至1960年出生世代）的蔡家煌不滿，1986年生的謝毅堅也有意見。2013年到越南河靜擔任台幹的他，出發前對東南亞一知半解，還帶了點偏見與恐懼，但他收集相關資料，並閱讀《逃》、《離》這類關於移工處境的書，卸下了心理障礙。到了越南後，竟十分融入，結交了許多當地朋友，下班後相約打球或喝啤酒，口口聲聲的「兄弟」，也能說上不少越語。
「但那些在這裏快20年的台商，一句越語都不會說，吃飯都去日本料理，在這裏經營這麼久，還跟這個國家有這麼強的隔閡。」謝毅堅說老的，也罵小的。他認為，看東南亞不能只看錢，只談商機。
台灣長期沒有國際空間，能夠參與國際談判的機會已經很少，人才拔擢又是考試導向，選出很會考試的人……演練的場域不足，加上人才衡量又依靠考試，難怪國際談判人才缺乏。
「如果南向政策，只談金錢，只看經貿，很危險。」長期研究印尼政經情勢的張鈺惠表示，中國畢竟是東南亞各國最強力的伙伴，台灣想排除中國要卡進東南亞，機會顯得渺茫。時常往返台灣、印尼進行訪談的她，見證馬英九活路外交下台灣印尼關係的諸多突破，她認為中國不可能不阻擋台灣與其他國家交流的路，只是擋的力度多少而已。
1990年出生的張鈺惠，是「新二代」，也就是父母一方或雙方不是台灣人的「新台灣之子」。母親來自北蘇門答臘的她，5歲前輪流在印尼與台灣居住，因家庭背景的關係，自幼便會台語、客語與印尼文，但也跟那些母親來自東南亞的小孩一樣，從小就因身份遭致不同的眼光。但她比一般人幸運，「在中學時期，老師認為我的特殊身份，是優勢，該好好發揮。」
因為老師的鼓勵，讓她格外有自信，於是，自大學就讀政治經濟科系開始，便善用印尼背景，投入印尼研究。即使如此，她還是感嘆：「如果新二代還是被歧視，如果多元社會認同無法被建立，那麼，一切都是奢談。」
「國家還是不懂得如何善用人才。」張鈺惠說，首先是這些人的母語條件應該被保障，「如果他們羞於說母語、學母語，如何延續母親的語言文化呢？又如何能正視自己可以連結的國家社會呢？」這明擺着的經貿、國際人才的養成，一開始就被扼殺了，更別說發展出相關的商業文化發展的可能性，「這是個強調軟實力的年代，應該要從文化的土壤開始培養起。」
張鈺惠更直指公務員考試、培養系統的缺陷。「我曾經想考外交官，外交特考也有特殊語種，但長年來報考的人少，考的人也多是僑生。」她搖頭：考試結果只能確定語言能力，不能有效的評判人格特質，最後因招到許多不合適的人員，特殊語種就逐漸停招了！
「台灣長期沒有國際空間，能夠參與國際談判的機會已經很少，人才拔擢又是考試導向，選出很會考試的人。」張鈺惠表示，演練的場域不足，加上人才衡量又依靠考試，難怪國際談判人才缺乏，「既然要建立與東南亞的關係，為何不多多運用新二代，所謂人不親土親，在談判桌上或外交經貿交流上，或許會因為語言或者背景，掙得一點機會或空間。」在她看來，與其夸夸談政策，不如先從建立多元文化聚落開始，「讓新二代，不再成為邊緣人。」
而黃志芳的結論更直白：「新南向政策」的精神，就是把自己當成東協國家的一員。或許，我們更該說自己已經是其中的一份子，再也不能忽視、否定台灣從來就是在南向的路上，台灣本就是在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