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經營一棟紐約合作公寓(co-op)的所謂「禪學」感興趣?你在自己所住的合作公寓里,最好是個財務上小心謹慎的模範人物;此外,還要有張像路易·威登的行李箱那麼厚的臉皮。因為對紐約人而言,比合作公寓的管理委員會(co-op boards)更不可信、更可鄙的存在,似乎就是管委會主席本人了。
你要準備好被人非難成一個追名逐利的控制狂。準備好,在最壞的情況下,你還會遭到心懷不滿的鄰居以人身攻擊相威脅:一旦哪位股東發現自己住宅投資的前景有何損失,發泄不滿就成了家常便飯。
Plaza 400這棟合作公寓位於東56街44號,包含600多套住宅。斯蒂芬·切斯諾夫(Stephen Chesnoff)曾任其管委會的主席。任職期間,有一天晚上他報了警,那時有位股東的女友怒不可遏地在他家門外一邊砸門,一邊大叫着:「我要弄死你!」
切斯諾夫始終緊鎖家門,這才度過那次難關。他說,一旦你當上管委會主席,「好像每個人都知道了你的住處。」
所以,你要裝一個質量很好的門鎖,準備好在沒完沒了的委員會會議上忍受如坐針氈的煎熬,而不要想着做點什麼有建設性的事,比如,在你不得不每月繳納高額物管費才能居住的公寓里打個盹。「給我發工資,就是要讓我活受罪、操碎心的,」新澤西州聯合市(Union City)樓盤Doric Apartments的管委會主席馬修·拉波特(Matthew LaPorte)說,「我把它看做一種偉大的,又或者沒那麼偉大的愛好,每周都會花好幾個小時來經營它,而不是睡大覺或干點掙工資的正事。」從某種程度上講,他是在開玩笑。
「業主們總能在我遛狗時把我截住。所以一天中總有那麼兩次,我得停下腳步回答問題或接受投訴。而得到誇獎是千載難逢的事。」
「業主們總能在我遛狗時把我截住。所以一天中總有那麼兩次,我得停下腳步回答問題或接受投訴。而得到誇獎是千載難逢的事。」 Elwood Smith
他的父親曾在曼哈頓的兩處合作公寓里擔任過管委會主席;得知兒子要步其後塵時,「他跟我說我很傻。」拉波特2009年加入了Doric Apartments管委會,去年6月當上了主席。Doric Apartments這處合作公寓包含435套單元。
拉波特在任期中的業績可謂喜憂參半:一方面因為建了一座設施先進的健身房,贏得了眾人喝彩;另一方面因為將停車費從每天10美元(約合人民幣61元)漲到了15美元(約合人民幣91元),也招致一片罵聲。「即使大多數業主都懶得來開會,」他說,「他們總能抽出時間來,在我遛狗的時候把我截住。所以,一天中總有那麼兩次,我得停下腳步回答問題,或者接受投訴。得到誇獎都是千載難逢的事情了。」
房地產估價公司Vanderbilt Appraisal的首席執行官邁克爾·巴爾加斯(Michael Vargas)表示,紐約市內有6800處合作公寓,其中超過半數集中在曼哈頓。這就意味着,有將近7000名市民正在運用他們的社交才能和理財技巧,擔任着合作公寓管委會主席這個——隨便打聽下就知道——不幸備受忽視的職位,不管他們的動機是出於無私還是自大。
「要我說,這並不是什麼有趣的活兒。我本來可以空出時間做其它有趣的事,」泰瑞·法因施泰因·薩沙諾(Terri Feinstein Sasanow)是紐約市政府法律部(New York City Law Department) 的律師,過去十二年來,她一直是合作公寓1 Gracie Terrace的管委會成員,並在過去六年里一直擔任主席之職。「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是個吃力不討好的活兒。」
火藥味最濃的爭端,往往也是最雞毛蒜皮的。「我們對走廊上貼什麼壁紙、大廳里擺什麼鮮花存在分歧,」薩沙諾回憶道,「有位女士每次開會都坐在前排,抱怨鮮花不好看;而我覺得我們有鮮花就算不錯了。」
管委會成員之間難免產生摩擦。不過,如果長袖善舞的主席獨自把持了管委會,推行個人色彩濃郁的議程——比如在洗衣烘乾兩用機、寵物或露台擴建的問題上,力促相關政策的放鬆或收緊——那麼隨之而來的,將是更加惡劣的結果。
律師事務所Belkin Burden Wenig & Goldman的亞倫·什穆列維奇(Aaron Shmulewitz),負責合作/共管公寓相關的法律事務,是250個合作/共管公寓管委會的代理人。
「不幸的是,」他說,「有些管委會主席被自己所處的地位沖昏了頭腦,表現得就像一位中世紀的歐洲君主。別人凡事都要仰仗他們來拿主意、打圓場,以至於主席大人開始萌生這樣的想法:『嘿,我有絕對的權力,想做什麼都可以。』」
像這種自我膨脹的管委會主席,什穆列維奇見多了,他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在東69街一棟合作公寓的某次年會上,他插手阻止了一名管委會主席和一名憤懣不平的股東互毆。而公園大道(Park Avenue)一處合作公寓的管委會主席,則命他寫一封投訴信給樓上的鄰居,抱怨他晚上起夜撒尿的聲音太響。另一位來自上東區的管委會主席也要求寫一封警告信給鄰居,抱怨他們晚上做愛的動靜太大,打擾了他睡覺。
「你上法學院可不是為了學寫這種信的,」什穆列維奇說,「但是如果你的管委會主席要求你這麼做,而這又不違反職業道德,你就得照做。」他還說,紐約州並沒有出台針對合作/共管公寓管委會的官方行為守則。
沒完沒了的裝修
切斯諾夫這位半退休的律師在Plaza 400管委會供職十年,其中有九年是擔任主席,2011年從主席的任上退休。促使他退休的並不是那晚那名鬼哭狼嚎的女士,在他緊閉的房門外發出的死亡威脅,而是業主們發起的一場長達五年的史詩級拉鋸戰,導火索是一個已獲批的、耗資3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815萬元)的走廊裝修方案。而爭論的焦點也並不是成本——對於擁有16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9681萬元)運營預算的管委會來說,這不是問題;焦點在於牆面和地毯的顏色,和裝飾條的風格。簡而言之,這是一場裝潢風格大戰。
「這個過程把我逼瘋了,」切斯諾夫說,「還在委員會內部也造成了分裂。我們把兩層樓裝修成了不同的風格,這樣一來,業主就可以選擇他們自己喜歡的。結果業主對兩種風格都不滿意。突然間,人人都成了裝修設計師。」
切斯諾夫和管委會僱傭了一名居住在Plaza 400的設計師,原以為這樣就能加快裝修進程,結果事與願違。股東們告訴他,設計師擬定的裝潢方案看起來像個法國妓院,像一家拉斯維加斯酒店,以及假日酒店(Holiday Inn)的內景。還有人指責他與裝潢師有染。
「事情就是會發展到這麼噁心的地步,」他說。
接下來要做的是重裝電梯。他不需要為此頭疼了;新任的管委會主席是個牙醫。
在健身房裡打赤腳
斯蒂芬·弗農(Stephen Vernon)是美國國際集團(A.I.G.)的一名會計師,他在合作公寓Nagel Apartments Corporation擔任了兩年管委會主席,今年是第三年。這處公寓位於華盛頓高地(Washington Heights),包含111個住宅單元。他和妻子泰瑞擁有其中一套兩居室的公寓。
「我本以為自己能協助委員會的工作,」他說,「而且我們沒有孩子,我有多餘的時間可以投入。但我很快就發現,如果你本人不親力親為,事情就幹不成。」
現在,所有三棟樓都安上了20年保修期的新屋頂。「我希望20年內都不會聽到有人投訴屋頂滴水了,」弗農說,「即使沒有人真的對你所做的事情感恩戴德,零投訴也算是一種盛讚了。」
最近一次擦槍走火的起因是,有一名業主赤腳使用健身房裡的器材:「管委會當時正待處理的事情有兩件,一是有人在健身房打赤腳;二是一名申請購房者想以一家有限責任公司(L.L.C.)的名義購房,」他說,「猜猜股東們反饋最多的是哪件?」
此處公寓樓目前已禁止在健身房裡打赤腳了。
被判終身任期
斯圖爾特·M·薩福特(Stuart M. Saft)是律師事務所Holland & Knight的合伙人,也是紐約合作公寓與共管公寓委員會(New York Council of Cooperatives and Condominiums)的主席,1977年,當他的租金從450美元(其時約合人民幣778.5元)漲到490美元(其時約合人民幣847.7元)時,他第一次領教了合作公寓的管委會政治。「那時紐約市正在破產的邊緣掙扎,」他說,「我們在公園大道935號找到一套兩室兩衛、帶露台的合作公寓,售價7萬美元(其時約合人民幣12萬元)。後來我們設法從管委會主席那裡買下了這套房子。」
6個月後,物業經理向管委會提交了總額9萬美元(其時約合人民幣15.6萬元)的賬單,卻沒有現金來支付,弄得整個管委會「尷尬之下」集體辭職了,薩福特說,「結果我就莫名其妙地進入了新的管委會班子,面前擺着一個問題,『我們上哪去找這90000美元?』因為我是房地產律師,他們就選我當了主席,雖然我對合作公寓一點也不了解。這也算一種恰當的懲罰吧。」
薩福特和他的管委會賣掉了一樓那套作為診療室的空套間,不僅填補了9萬美元的預算缺口,還有多餘的錢可以裝修大廳、修葺屋頂。
「我對自己很滿意,」他回憶道,「我料想六個月後,當我召開第一次年度會議時,自己會像重回羅馬的凱撒一樣,接受股東們的喝彩。」
但是,就在他宣布開會的時候,一名更年長的業主插嘴質問他,為什麼樓內的庭院那麼臟。「我完全懵了,」他說,「我甚至都不知道公寓樓里還有個院子。」
六年後,薩福特一家搬進1040 Park這棟大樓中一套面積更大的合作公寓。早在20年前,此樓的業主們因為一個耗資逾6萬美元(其時約合人民幣51.6萬元)的走廊重裝項目結下了梁子,這種不愉快的氛圍在薩福特一家搬進來時依然有跡可循。
這裡還有其它古怪事。一天晚上,薩福特正在參加一場雞尾酒會,一名陌生的年輕男子走近他。「他告訴我,我的財務狀況在同齡人當中是很不錯的。」原來,此人的母親正是1040 Park的管委會成員,喜歡泄露申請購房者的隱私。
該管委會的主席要他加入時,薩福特接受了這份好意。1984年第一次出席會議時,他完整旁聽了一次討論,內容是籌措7.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454萬元)的經費,改善大樓的外觀。方案由一名工程師的報告提出,報告的內容則無人讀過。薩福特建議他們再徵求一下別人的意見。
「結果發現,大樓的狀況良好,我們沒必要花這筆錢。然後我就發現自己又當選了管委會主席,」他說。他甚至被獲准花費一筆1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605萬元)的裝修經費,需要裝修的地方還有哪呢,無非還是公寓樓的大廳。「2005年前,大廳的狀況慘不忍睹,」他說,「看起來就像一家低檔意大利飯館。」把油氈換成大理石後,他覺得收手不幹的黃金時機到了。
然而到了2010年,健身房之戰打響了:新股東想開設健身房,老業主不想;薩福特的妻子想開,薩福特不想:「我的觀點是,如果上帝想要我們鍛煉,那麼汗味就應該好聞一點,」他說,「人們在討論會上互相吼叫,我站起來說,『這太瘋狂了;乾脆投票見分曉吧。』」
支持健身房的一派佔了上風。薩福特不得不行使管委會主席的職權。他對健身房開了綠燈。他說,站在旁觀者的角度,「感覺就像煉獄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