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藝匠：公眾、赤貧家庭與社會體制如何結盟，攜手改變社會？

【英文版序】

國際第四世界運動

唐弟予

本書第一部講述了十二個故事，第二部則以這些故事為基礎，汲取行動教導和政策啟示。這些故事所描述的經驗，不僅出自國際第四世界運動，也出自運動的「盟友」所歸屬的許多不同組織和機構，第四世界運動的行動和哲學在一些西方國家廣為人知，在此簡短介紹，以饗對這個運動仍不熟悉的華人讀者。

第四世界的成員與行動

第四世界運動是一個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致力於根除極端貧窮，維護人權。擁有遍佈全球的二十萬名成員，約有一半的活水成員是赤貧的過來人，另一半成員則是來自各行各業的盟友；此外，全球共有四百六十位長期投身的持久志願者，他們來自五大洲，擁有不同的職業訓練、宗教和社會背景，前往三十四個國家投身，派駐在非常貧困的社區和村落，和底層同胞同行，並記錄他們從窮人與社會夥伴身上學習到的一切，希望藉此累積經驗，幫助這個社會擺脫赤貧的磨難。這個運動也建立了「克服赤貧持久論壇」（The Forum on Overcoming Extreme Poverty），通訊成員遍佈全球一百二十個國家，並和超過兩千個草根組織建立連結。

從一九五七年至今，第四世界運動走過了六十年的風雨，展開的行動始終保持兩個初衷：一方面與赤貧家庭和社區緊密連結、同舟共濟，一方面與社會、公眾和各組織合作。

1.這個運動最根本的工作是生活在赤貧家庭之間，恢復他們的基本權利與責任，打破他們孤立的處境。為此，必須投入教育和文化的行動，包含在貧困社區進行的街頭圖書館、藝術與詩歌工作坊、電腦工作室、家庭式的學前學校、第四世界平民大學、青年培訓中心、家庭度假中心、國際交流與跨國凝聚。

另外，和赤貧者同行最根本的工作也是為了讓他們獲得最基本的安全：得以擁有家庭生活，不致骨肉分離，獲得並保有合宜的住房、健康、教育、培訓和就業、參與社群生活、學習表達並捍衛自己的權利等。這些行動皆有助於脫離赤貧（Rosenfeld, 1989）。在第四世界行動研究中心的幫助下，這些行動受到定期的評估，並追問：這樣的行動是否觸及到最貧窮的同胞？它是否造福整個社區？它是否有助於最窮的人和其他人一起贏得自由、承擔責任並邁向幸福？第四世界的持久志願者也記錄他們從窮人身上學到的一切，記錄他們和窮人一起工作、生活與共同承擔的日常。

2.至於和社會與公眾一起合作的部分，則包含了：倡議、研究、認識並使世人理解至貧者的生命；在地方與國際層級維護他們的權益，並和每個生活圈的公民結盟。這樣一來，公眾和社會的其他組織和機構都能獲得靈感與必要的裝備，參與這場奮鬥，與赤貧同胞同行。這個層次的工作由這個運動的每個成員一起完成，亦即有赤貧經驗的活水成員、盟友和持久志願者。這本書嘗試分析的便是第四世界運動在這個層次的作為。

源自歐洲

第四世界運動誕生於一九五七年，由若瑟‧赫忍斯基神父和諾瓦集貧困區的家庭所創立，他和這些家庭一起生活在巴黎近郊一個為無住屋者所搭建的緊急收容營區：「貧民窟就在一條泥濘道路的盡頭，兩百五十二個家庭生活在一片與世隔絕的荒地。他們的棲身之所是排排站的拱頂鐵皮屋，沒水沒電，也沒人來收拾垃圾。……在那裡，有百分之五十四的男人找不到工作，百分之七十的家庭缺乏必要的資源和固定的收入……若瑟神父剛到那裡的時候，三分之一的兒童失學在家，而學校並沒有試著去找他們來上學。這些長期處於不利處境的家庭日日盤桓在泥濘中；圍繞在他們身邊的社會，除了施捨，不願意承擔其他的責任。」（Fanelli, 1990, 134-135）

貧困區的兩百五十二個家庭僅有兩個供水幫浦，嬰幼兒不是在冬天死於寒冷，就是在夏天死於脫水或暑熱。若瑟神父出身赤貧，他在貧困區的子民身上認出自己，這些家庭經歷的自卑，他也體驗過：

我和這些家庭一起生活在令人無法忍受的處境。因為苦難看不到盡頭，那種生活壓得你喘不過氣來……。六個月，還可以忍受；一年，你熬不過；兩年之後，如果不是反抗，就是放棄，再不然，就是和這個族群一起沉到谷底。出於這樣的恐懼，誕生了第一個協會，那是一個分攤日常悲劇的方法。其他相繼而來的舉措都出於同樣的緣由：活生生的現實、過多的不公義，還有害怕一起被赤貧滅頂的恐懼。一切都源自共享的生活經驗，從來就不是理論。……（若瑟‧赫忍斯基，《親吻窮人》，台北：心靈工坊，二○一三，頁二三二）

在諾瓦集貧困區，我深知自己面對的既不是人們當時所謂的相對貧窮，也不是純屬個人性質的困難，而是一個赤貧的集體事件。我在當下馬上感覺到自己走到了一群子民面前，形勢比人強，無法言傳。在所有人只看到社會性案件的地方發現一群子民，在其他人否認社會真相的地方看到一個歷史性的身分，這和以色列子民以及他們離開埃及、穿越西奈沙漠的漫長旅程可以等量齊觀。和一群赤貧子民並肩同行之際，我們要求當代歷史不再忽視他們的存在，拒絕歷史將這群子民丟進入冷宮，不聞不問；拒絕他們被視為個別的案件來對待，並堅決主張有一群子民在當代社會的陰影下生存著。」（若瑟‧赫忍斯基，《親吻窮人》，台北：心靈工坊，二○一三，頁一二七─一二八）

若瑟神父和這群子民組織起來，處理垃圾，分發郵件，修葺牆面，開辦一所煤炭合作社，建立一個家庭中心，蓋了一座小教堂，甚至還開了一間美容院；他們還創建學習中心：一所幼兒園，一處街頭圖書館，以及和美國3M製造業合作的青年工作坊，與此同時，他們也建立了一所專門研究貧窮的機構，試圖和社會保持連結。

正名並擴展成一個國際性的運動

首先，若瑟神父為這群子民找到「第四世界」這個稱呼（Labbens, 1969），藉此指出在法國這樣的富裕國家，赤貧繼續肆虐底層，而且涵蓋各種族群。歷來已經有各種名詞用來標示底層，例如「下層無產階級」（Lumpen Proletariat）或「下層階級」（Underclass）。使用「第四世界」這個名稱，是為了尋找一個正向的身分。「第三世界」是冷戰時期創造出來的名詞，意指貧窮國家擁有較少的政治權力，但他們卻代表著西方和共產國家以外絕大多數的世界人口；正如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第三等級（the Third Estate，統稱被統治階層，負有納稅等封建制度下的義務卻無權利可言），和屬於第一、第二等級的教士與貴族相比，他們也顯得無權無勢。「第四世界」一詞也來自法國大革命，意指當時的第四等級。這個名稱出自一七八九年法國首屆國民議會議員杜傅尼‧德‧維力耶（Dufourny de Villiers）出版的《第四等級陳情表》（Cahiers du Quatrième Ordre），杜傅尼提醒大家，第四等級是如此窮困，以至於無法參與諮詢民意的全國性活動，正因為如此，舉國上下更應該要去探求他們對社會的貢獻（Dufourny de Villiers, 1967）。一直到今天，仍有一群公民被剝奪基本人權，我們還是不懂得借助他們的貢獻來實現真正的民主。

慢慢地，開始有少數幾個志願者來到諾瓦集貧困區，加入若瑟神父的行列，首批志願者幾乎都不是法國人，因為對大多數的法國人來說，貧民窟的存在讓他們覺得十分尷尬。很快地，若瑟神父要求這些外國志願者回到自己的國家，回到英國、德國、荷蘭、比利時、義大利、瑞士和美國，去發現自己祖國相似的赤貧處境。成為一個國際性的運動，是抵抗歐洲國家在五、六○年代否認赤貧存在的一種方式。後來，世界各地有越來越多生活在貧困中的人民和若瑟神父聯繫，問他怎樣才能加入這個運動，組織自己的社區，一起對抗難以忍受的處境。第四世界運動幾乎在每個國家都遇到相同的挑戰，也就是說，各國政府或地方當局面對極端貧窮的手段，就只是拆遷與驅散聚居一處的底層百姓。

基本原則

赫忍斯基認為，站在第一線日夜奮鬥的人，正是那些生活極端貧困的人；而且他們手中握有一把最關鍵的鑰匙，能夠打破貧窮的惡性循環；如果超越表象，你便會看到他們拒絕並抵抗硬加在他們身上的生活條件：「一個出身赤貧的人，他的家庭總是飽受打擊，在窮於應付的情況下，永恆的焦慮和持續的羞辱巴著他不放，沒有人會希望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熱中……。貧窮、缺吃少穿、被掌權者壓迫，都是難以承受的重負。然而，真正令人難以忍受的卻是鄙視，別人不斷提醒你說，你樣樣不如人，你是個沒有用的廢物。」（Wresinski, 1992, 16）。排斥與輕視弱者的邏輯之所以根深柢固，是因為這種邏輯深信窮人是心甘情願如此的；可是赤貧者讓我們知道，他

【前言】

為什麼出版這本書？

約納．羅生福（Jona M. Rosenfeld）

所以，你們可憑他們的果實認識他們。

——《瑪竇福音》（《馬太福音》）七：二十

很多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學讀書的時候，一句非比尋常的宣傳口號吸引了我：

「他們都說辦不到，永遠辦不到；今天，我們辦到了。」

多年來，這句話在我腦中縈繞不去，因為它說出了我對社工使命的理解：成為社會發明家，為那些沒有受到善待的公民做出貢獻，也就是那些大家都認為無可救藥而撒手不管的人；為此，必須蒐集並掌握社會工作最本質的專業知識。

後來，在一九七○年一場以被社會邊緣化的家庭為主題的聯合國研討會上，國際第四世界運動的創立人若瑟‧赫忍斯基神父和這個運動的主席奧莉雯•德佛絲，向我介紹了這個運動的各項事工。我發現他們做了許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渴望去做的事情。一開始這只是一種直觀，不過，正是這樣的意識覺醒，讓我往後對這個運動的興趣不曾稍減，而且彼此一直保持著密切合作的關係。

儘管認識有限，我仍然被這個自由獨立、不斷成長的組織所震撼：他們奮鬥的目標就是影響這群被主流社會所排斥的赤貧家庭，讓他們的生命發生改變。他們的目標始終如一：改變窮人的非人生存條件，讓他們脫離「社會死亡」（social death）的處境，重新參與這個社會，進而改造並轉化這個世界。他們的法門多采多姿，跳脫約定成俗的想法、做法與已知的方式，這裡我只選擇四點來說明。

•最重要的第一點是，第四世界運動的成員貼近最貧窮、最被孤立的社區，不僅融入當地的生活，也和赤貧家庭成了鄰居、夥伴，一起展開行動。他們尊重這些家庭，當然也因他們的處境感到義憤填膺。他們共享日常生活，一起為改變現狀而奮鬥。

• 其次，為了終結社會對這些家庭的排擠，這個運動的成員相信每個人的潛能，所以積極動員個人和社會體制，這些個人和體制也盡己所能，在自己的崗位上試著讓同胞擺脫赤貧，儘管顛簸，有時小心翼翼，有時大膽奮進，但不曾間斷。

• 第三點，上述兩種方法種下了希望的種子，種子長成之後，嶄新的關係造成雙贏的局面，不僅讓原本遭受排擠的家庭得到益處，連原本排擠他們的體制也獲益匪淺。

• 最後一點，在我看來，這些事工最了不起的地方在於他們喚醒了一種倫理方面的嚴格要求，一種經常沉睡的良知良能，也就是他們召喚我們變得更文明、更人性，這既是民主的初衷，也是民主的終極目標。

必須要強調的是，這種為人處世的態度、思考與行動的方式，並非出自一種意識形態，而是來自共享的生活，來自他們和受到赤貧斲傷最深的家庭一起奮鬥的過程中，累積出來的實踐知識和團結互助的經驗。這讓他們可以不斷從這些家庭身上學習：用這些家庭的眼睛看世界，了解他們極度敏銳的內心，知道他們堅定拒絕強加於身的處境，領會他們對明天可能會更好有著無可摧毀的盼望。這麼多年來，能與第四世界運動的成員合作是我的榮幸。我們合作的主要目的，是解釋那些長期投入所獲得的成就，將其背後沒有明言的價值、原理原則轉化成「可操作的用詞」（可付諸實踐的知識），希望有益於涉身在「未被妥善對待的群體或社區」之中的所有人，包括一般公民、學者、社會體制和這些赤貧家庭本身，能夠有機會從第四世界成員身上學習這些歸納出來的實踐知識，這些被我志同道合的同事德拉克（David Drucker）稱之為「手藝」（craft）的知識。我認為必須找出清晰的語彙，來描述那些幫助貧窮家庭脫困的行動方法，才不會讓大家有霧裡看花的感覺。

我最初的努力是將第四世界運動持久志願者最重要的手藝，用最簡潔易懂的方式加以描述，也就是他們直接跟這些家庭來往的行動之道（而不是他們與社會體制的來往，也不是他們的研究或者寫作）。我與伯爾納德（Bernadette Cornuau）、加布萊克（Brigitte Jaboureck）與何瑪莉（Mary Rabagliati）這三名來自第四世界運動行動研究室的成員一起合作，最後我們完成了一本名為《出離赤貧》（Emergence from Extreme Poverty, Rosenfeld, 1989）的行動手冊。從成功的實踐故事出發，可以闡述這些持久志願者和家庭一起展開行動時內心懷抱的價值、策略與法門，讓這些行動之道可以被組織內外的人廣泛運用。

完成這項工作後，從成功的行動之道學習及學習成果依然讓我深深著迷。我一直希望可以從成功的經驗學習，現在我知道這是可行的，我們可以從中萃取出有用的實踐知識，真正幫助到每個願意為正義投身的人，包括那些助人者、專業人員，甚至是一般公民。我當然也特別想到我在布魯克達研究中心的同事們。

接著我問自己另一個問題：第四世界運動如何影響甚至改變那些曾經傷害過赤貧家庭的社會體制？第四世界又如何讓這些體制徹底地反思自己的行為，進而正向回應自己先前拒於門外的族群？身為社會工作者，我認為從他們身上學到這種行動之道非常重要，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豐富實踐知識的寶庫，讓那些希望在組織層面影響政策的社區工作者、社運人士和社福工作者從中獲益。因為長久以來，我一直思考一個問題，我認為傳統的倡議邏輯存在著深刻的矛盾，也就是手段與目的失調，倡議者的目標是社會體制能夠變得更開放、更願意對話、更加民主與人性化，但手段卻是遊說、壓力團體、賦權培力（empowerment）、基進社會工作（radical social work）和消費者保護主義。過去，我很喜歡這些倡議團體，也常加入他們的行列，我欣賞他們的義憤填膺與積極投入。但是，我並不認同他們所有的行動。有時候我認為他們應該採取一種減少敵意的路徑，也就是說，行動應該基於交流互惠和坦誠對話，這樣才能呼喚出雙方友愛的渴望，成為彼此的守護者而非反對者。社會改革的一個重要面向，就是喚醒民主精神，這種精神仰賴人性、公民品質和責任感。這需要我們時刻準備運用一種「脆弱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fragility），所謂「弱者道之用」。這力量不僅是勇敢地隨時準備承認自身的缺點，也承認我們希望服務的群眾以及我們想要改變的社會體制有缺點。

我發現第四世界運動與體制來往時很少使用對抗、衝突的手段，但我始終不知道他們究竟運用了什麼樣的方法。我意識到，為了深入學習這個運動的手藝，需要徹底了解另一種重要成員——盟友。所謂盟友，是各個生活圈的一般公民，也是這個運動的成員，他們因為貧窮繼續存在世間感到忿忿不平。透過與其他成員的合作，他們動員或轉變了社會體制或社群，讓他們反身保護那些曾經被他們忽視或排擠的個人或家庭。面對這種人為產生的社會排斥，這種被體制排擠的群體和體制之間的隔閡，這些盟友不是在一旁空感無助、內疚或驚慌失措，而是推進了重要的轉化，在兩者間重新建立連結，在平等互惠的關係中互相交流，豐富彼此。

為了更深入了解盟友如何將知與行充分融合，我加入唐弟予的團隊，他是我的朋友，也是志同道合的夥伴。身為第四世界的持久志願者，他負責全球盟友間的連結與陶成。我們一同醞釀並攜手編纂這本書，企圖指出盟友如何有效地接近各種社會體制，並且幫助他們立人立己，不但為赤貧家庭貢獻一份力量，也從這些家庭的生命深井汲取活水。

這場冒險行動讓我們有了三個驚人的發現：

• 首先，我們知道從盟友的行動之道汲取的經驗充其量就是一些建議，肯定仍不周全，儘管如此，在這個難以捉摸的工作領域仍然奠定了進一步學習的基礎：對於幫助體制改變並且使之益加「便民」的必要能力，能夠指出其背後的本質。（Rosenfeld and Sykes, 1997）

• 其次，我們發現盟友和其他社會組織接觸的法門是可以效法的，就像第四世界持久志願者和貧窮家庭的來往之道一樣。當然，還有其他法門值得探索，例如赤貧家庭如何脫離困境；這些寶貴的經驗所累積的教導正是大家望眼欲穿的實踐之道，其中還包括：這個運動的三種成員──有赤貧經歷的活水成員、持久志願者和盟友──如何以團隊合作的方式展開行動；以及活水成員脫離赤貧後，如何承擔責任，尋找處境更艱難、更被孤立的同胞，並替他們代言。

• 最後，其實一開始我們沒有料想到，在這趟旅程中，那些願意和我們攜手同行的人會是那麼令人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