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思想改造」：西方平民的認罪與再教育✻†
Chinese Communist “Thought Reform”: Confession and Re-Education of Western Civilians
文：羅伯特·利夫頓 譯：本刊翻譯組
*作者系霍華德⼤學精神病學研究員，⿇省綜合醫院精神病學助理*
中國共產黨人開發出了一套怪異的靈魂手術技法，而且他們特別擅長此道。這個過程被稱作「思想改造」。
這個刑罰項目只是國家「思想改造」政策的一部分，這項工程極為龐大。「思想改造」的意思是「意識形態的重鑄」，用西方人耳熟能詳的方式來說，就是「洗腦」。中國人積極地在國內各處實施「改造」：大學、中小學、黨校（special indoctrination centers）、企業和政府辦公室，甚至農民小組都不放過。他們對外宣稱的理由是，他們堅信，一切受到共產黨執政前的社會中的「反動影響」或「意識形態毒害」的人們，必須被改造成「新人」，才能在「新社會」中立足。最大強度的「改造」體現為報復性的囚禁行動。
在英國皇家殖民地香港度過的17個月中，我採訪了多名接受過「改造」的西方人和中國人，從精神病學的角度研究了中共的「思想改造」。早些時候，我曾經研究過朝鮮戰爭中被中方遣返的美國戰俘，從那時開始，我就開始對這個問題產生了興趣。
本文僅限於描述我在香港採訪西方人得出的研究成果。我會見了25名來自歐洲和美國的平民，當時他們剛剛被中國驅逐出境，此前他們均被中方關押了2到4年。我在每位研究對象身上的平均淨消耗時間為15到20小時，人均採訪歷時1到4周，研究對象隨後離開香港回國。他們都是對中國有興趣的專業人士－傳教士、教師、醫生、商人，還有高校學生－其中大多數人都已經在中國居住了很久，有的人甚至擁有長達40年的居留經歷。他們中大多數人都對中國語言和文化有相當的瞭解－這些知識在他們遭受磨難的時候常常會惡化他們的處境。他們的英語都說得很好，因為英語是身在中國的外國人之間的通用語，在戰後時期尤其如此。
帶有刑罰性質的「改造」計劃
中共把共產中國內部的一切犯罪活動歸咎於「舊社會」殘留的惡劣影響；懲治機構被看作進行「改造」的醫療中心。它們的稱謂通常包括「再教育中心」、「悔過院」、「思想改造院」等。壓倒一切的主題是「懲罰管制與思想改造相結合」，「勞動生產與政治教育相結合」。
人民日報－標準的共產黨官方意見傳聲筒－在社論中進一步說明瞭這一方針（以下為譯文，非直接引用原文－譯者）：
「一切犯罪行為的背後都必然存在社會意識根源。舊社會殘留下來的鼓勵損人利己，縱容不勞而獲的惡意和惡習，仍然存在於很多人的身上。所以，如果我們要連根鏟除一切罪惡，除了給犯罪分子們以應得的懲罰之外，還必須多管齊下，鏟除根植於人們頭腦之中的各種意識形態毒草，對他們進行再教育，將他們改造為新人。」
在下文中，我將「改造」過程分為4個大類。我會大致上按照這些過程的先後順序一一對其進行展示，儘管它們常常是部分重疊的，而且執行情況因個例而異。
情感攻擊
審訊－定罪迷宮（the Incriminating Labyrinth）－中共通常使用突如其來且充滿戲劇化色彩的方式逮捕西方人。在抵達監獄後，犯人馬上就會經歷一段時間的高強度審訊，審訊採用一種特殊的不間斷騷擾加恐嚇的方式進行。犯人被帶進一個房間，裡面有1到2名審訊人員（他們名叫「教導員」或「法官」）、翻譯人員（如果需要的話），以及1名秘書員。可能會有一台亮燈直射犯人雙眼。審訊人員開始問話：「知道你為什麼來這兒嗎？」或者發出聲明：「你來到這兒是因為你對人民犯下了罪行。」他會繼續說：「政府對你的罪行了如指掌。所以我們才逮捕你。只要你坦白交代，就能很快結案，釋放出獄。」犯人此刻陷入震驚情緒之中；他被這種帶有強烈譴責色彩而又含混不清的辭令迷惑了；他感到需要自我辯護，自證清白。他很快宣稱，自己並不是罪犯，不知道自己為何入獄，並未意識到自己對人民犯下了罪行，堅稱一定是哪裡搞錯了。但是審訊人員會直接告訴他：「政府從不錯抓一個好人。」
審訊人員隨後讓犯人詳細描述自己過去的行為，從初次抵達中國開始－他的專業興趣是什麼，在什麼團體中就職，和哪些人共事，參加過哪些政治活動，社交生活的每一個細節是如何的，多年以來的經濟狀況又是怎樣。在犯人供認時，審訊人員會詢問特定領域內的特殊細節：與美國領事官員或軍事官員、「反動」宗教團體、或前國民黨政權成員的友誼或同事關係。審訊人員還要求犯人提供其聯繫人以及與他人的對話的詳盡細節。
犯人此時懷著焦慮的心情，盡可能準確地描述著自己的一切活動，從自己首次來到中國開始。但無論他說了什麼，審訊人員總會回復：「還不夠。你沒有全部交代。你必須徹底坦白。」
對犯人來說，審訊過程變得愈發令人不安；他感到沮喪，因為無論他說了什麼，都無法讓盤問者滿意，他的想法總是傳達不到對面。幾小時過後，他的疲憊和不適感強烈到了這麼一種程度，他開始不顧一切地想方設法擺脫這種無法忍受的處境。
在這個令人困惑的時候，第一回合審訊可能會宣告結束。但也可能會持續一整夜，並連續進行幾天幾夜。當犯人瀕臨崩潰時，他可能會被押回牢房，讓他以為自己所受的磨難至少暫時告一段落了，他被允許睡覺。但在大約1小時的睡眠後，他就會被毫不客氣地突然叫醒，帶回審訊室。他拒絕認罪的態度很快招致了可怕的後果－手銬和腳鐐。
審訊有時持續幾小時，有時持續整夜，在犯人被捕後的1到3個月期間不停進行，這是犯人在這段時間內的主要經歷。犯人越來越感到，自己需要使用各種方式滿足審問人員的要求；他發現自己供出了大量的信息。天主教傳教士C主教是這樣描述當時的狀況的：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人總會想說點什麼…他們給你壓力，讓你覺得必須說點東西出來。但只要你一開口，就上當了：你彷彿身處一棵大樹的頂端，隨後不斷向下…第一個字一旦出口，他們總會要求更多：’老實點！’ ’坦白！’ 他們每2分鐘就會重復說這些話。我覺得自己必須多說幾句，好讓他們閉嘴。他們始終作斬釘截鐵狀…那是一種折磨…他們會說：’坦白從寬’－意思就是，供認罪行就是自我救贖。這讓我感到軟弱，讓我想要放棄…過了一會兒之後，我想要幫他們一把。我當時覺得，如果我能把問題梳理得清楚一點，他就會知道我的身份，我的職業，然後就方便審問我了。你知道得越多，對我越有利。當時我覺得，我又沒做錯什麼。」
「鬥爭會」－來自「同窗」的「幫助」－審訊結束後，犯人回到8*12英尺大小的牢房，他會發現，他的噩夢還遠未結束。他馬上再次身陷重圍，包圍他的是他的中國同犯，這些同犯是由被任命的頭領所領導的，頭領要求犯人交代在審訊期間發生了什麼。他們會發起一個名為「鬥爭會」的活動，來「幫助」他認罪：受害的外國犯人坐在牢房正中，6到8個同犯在他身邊圍成一周，輪流對他破口大罵，譴責他是「大壞蛋」、「拒不認罪的帝國主義頑固分子」。他們會指著他身上的鎖鏈，將此作為他頑固的象徵：「這是你自找的－你要是坦白交代，政府怎麼會用腳鐐拴你。」
這些同犯是經過特別挑選的，屬於「改造」得比較「徹底」的人，每個人都特別擅長惡毒辱罵他人。他們都已經進行了「坦白」，接受了「正確的立場」，正在努力「好好表現」，爭取出獄。他們的「頭領」－通常是擁有「反動」背景，急需「好好表現」的人－會每天向監獄檢查人員彙報牢房內的一切動向。這個人通常擁有超乎尋常的信息榨取能力，他的上級會不斷向他指示，應該如何處理新來的人。
在犯人入獄後的早期階段，「鬥爭會」可能是接連不斷的，受害者會發現自己毫無喘息之機－晚上受審，白天「鬥爭」。科學家 J 博士是這樣描述這種磨難帶來的困擾的：
「當你帶著腳鐐回到牢房後，你的牢伴將你視為敵人。他們開始用’鬥爭’的手段來’幫助’你。’鬥爭’會持續整個白天，直到當晚8點。他們強迫你戴著腳鐐站立，將雙手背在身後。他們不會幫你，因為你太反動了…你像狗一樣吃東西，僅能用嘴巴和牙齒進食。你得用鼻子來推動杯子和碗，這樣才能喝上一口湯，每天2頓。如果你想要小便，他們就會幫你解開褲子，你就在牢房角落里的小罐子里小便…在廁所（大便）時，有人幫你脫下褲子，你結束後，他們再幫你擦乾淨。腳鐐從不解開。沒人在意你的衛生狀況。沒人幫你洗澡。蝨子越長越多…牢房裡他們說，你戴著腳鐐就因為你是個反動分子。他們不斷地告訴你，只要你全部交代，就能好受一點…你開始想，如何擺脫這些腳鐐。你必須擺脫它們。」
主教C強調，審訊和「鬥爭會」的效果是，刺激受害者產生自己有罪的想法：
「他們想要強加給你的是一種負罪感。我當時的感受是，自己是有罪的…我是一名罪犯－當時我日日夜夜想的就是這些。」
同犯提供的「幫助」有時不僅包括說教，還包括辱罵和身體暴力。歐洲商人W先生遭遇了下面這些悲慘的羞辱：
「他們讓我面對牆站著，給我一隻刷子和一頂舊了的中國帽子，讓我畫一隻王八出來。他們說我必須這麼做，因為我就是一隻王八。這是一種非常低劣的動物，中國人把’王八’看作最惡毒的罵人話…」
有時，「幫助」還帶有善意，幫助你的是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人，比如一個信教的同事，他被安排進這間牢房，是因為共產黨當局清楚，即使是來自這樣一個人的幫助，也會有助於犯人認罪。想要區分「真正的幫助」和「來自共產黨人的幫助」，有時是極其困難的。
崩潰點－監禁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為了促使犯人瓦解而設置的。食物雖然可以讓犯人存活，但品質通常十分低劣。犯人經常出現嚴重的腹瀉、痢疾等腸胃功能失調症狀，此外還嚴重缺乏維生素。他每天只能上2次廁所，而且如廁經歷絕不輕鬆：犯人必須等待特定信號發出後，跑向廁所，頭必須低著，隨後抵達一個地方，那裡只有2個露天廁所，6到8個犯人，每人只給不多不少2分鐘的時間來完成整個過程。這意味著，每個人大約僅有30到45秒的時間來解決自己的需要，如果他所用時間超過規定時限，在返回時就會遭到嚴厲批評。牢房極度擁擠，犯人在夜間無法獨自翻身，所有犯人需要在頭領的統一指令下同時翻身。因為西方囚犯尤其難以適應這種狀況，他會被他的中國同犯們反復孤立出來批判。他所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每一個手勢都會被注意到，都有可能被上報給當局。他從未被人以自身姓名相稱，而是以犯人編號稱呼。那間狹小的牢房，連同裡面裝著的七八名對他充滿敵視和輕蔑情緒的同犯，構成了他的全部世界。他過去所做的一切都被否定了。歐洲外科醫生H博士是這樣描述這種情形的：
「這是在摧毀你的人格…我說，’我是個醫生…我來到這裡20年了’…他們說，’你不是醫生…你就是帝國主義間諜’…他們質疑你在行醫期間所做的一切，認為那些都是掩飾你間諜身份的手段。」
如此處理2到3個月後，犯人處於極度疲憊、營養匱乏、身體不適的狀態；他陷入了極大的迷惑之中，他供出了很多的材料，而且可能已經無法區分真實和幻想。他充滿了負罪感，意志消沈，垂頭喪氣，經常產生自殺念頭，或是瀕臨精神錯亂邊緣。歐洲實業家 T 先生是這樣描述他的沮喪程度的：
「他們下流地辱罵我。我感覺每個人都和我過不去，都看不起我。我在想，’他們為什麼看不起我？我做了什麼？’…我吃得很少…我拒絕飲食…我感到極度低落。我覺得自己沒有任何機會了…徹徹底底的絕望。有六個禮拜，我一心在想怎樣才能自殺。」
「寬大」－經過精心算計的好意
到了這個階段，犯人已經達到，或者說剛剛越過崩潰點，此時，他受到的對待會發生戲劇性的轉變：共產黨官員突然變得善解人意，幾乎都要對之前對他施加的粗暴對待表示歉意了，而且向他承諾，他將來會受到更好的對待－只要他「配合」政府。對主教C而言，在遭受了大約兩個半月的交替審訊和「悔過」後，他迎來了這個階段：
「那天是聖誕節。他們帶我去見法官。那是我第一次走進充滿陽光的房間。那裡沒有警衛，也沒有秘書。只有幾位面孔和善的法官，他們給我遞煙，幫我端茶。那情形與其說是問話，不如說是對話。即使是我親生母親，也不會比那些法官更友好善良了。他對我說：’你受到的對待太不幸了。也許你受不了。作為一名外國人和一個牧師，你肯定已經習慣好飯好菜，全身乾乾淨淨了。只要認罪就好。不過要好好認罪，得讓我們滿意才行。這樣我們就能結案了。’」
這種策略的轉變通常會產生驚人的效果；這可能會成為套取犯人供詞的關鍵一步，也是整個「改造」過程的關鍵一步。犯人會將這一過程看作改善自己命運的潛在機會：他首次看到了一線希望，自己也許能借此擺脫這片充滿困惑和淒慘的無解泥沼。他感激政府的寬大，感激政府停止了那些充滿欲加之罪的審訊，感激政府改善了自己身邊的人們的態度，改善了自己所處的監禁環境。只要能讓自己不至於重返之前的困境，並且可以早日出獄，他會急切地去做政府要求的任何事。他甚至會開始嘗試著揣摩俘獲者的想法，為了讓自己的行為對應上他們的觀點，他無所不為。監獄官員會意識到這點，並開始高效地利用這些情緒，刺激犯人認罪，並開啓早已準備好的下一個「改造」階段－「再教育」。他們會給他提供友好的提議，給他書讀，雙方充滿向著共同目標一同努力的協作精神。
但寬大可能是短暫而搖擺不定的；善意和報復可以互相轉化，並且效率極高。在科學家 J 博士的描述中，暫時的寬大處理和捲土重來的情感攻擊之間的關係是這樣的：
「2個月過後，他們去掉了你的腳鐐，開始更加友善地和你談話…你開始寫認罪書了…他們監督著你，幫助你…你不再反抗。如果你試著說，’這件事我可沒乾’，腳鐐就會回到你身上…這種事在我這裡反復了3次，但是每一次，腳鐐通常沒過兩三天就被取下來了。」
認罪
在認罪過程中，犯人再次遭遇來自四面八方的叫喊聲－這也是每次審訊，每次「鬥爭會」和每次非正式「幫助會」的主題，從他入獄的一刻開始就是如此。「交代！…全部交代！…必須坦白！…必須相信政府！…交代乾淨！…老實點！…認清你的罪行！…」 「法官」、「教導員」和「同窗」像念催眠咒語一樣不斷重復著這些話。犯人每次都會被告知，認罪的「態度」是最重要的－政府會如何處置他，主要就取決於此。他在審訊中說過的每一句話都會被記錄下來，他要在牢房裡一遍遍地抄寫這些記錄。隨後他必須進一步豐富這些文字材料，將其組織成自己的最後認罪聲明文本。
獄方會發給犯人特別的表格來填寫，要求填寫過往同事的詳細信息。最初，他的文字是純粹描述性的；但漸漸地，文字內容開始變成了揭露和控訴，這讓他產生了極大的內心糾葛和負罪感。針對他的審訊會暫停幾天或者幾周，在此期間，獄方要求他不做任何其他事情，專心寫自己的材料。如果他的牢房裡有一同被關押的犯人，獄方可能會要求他禁止與對方說話，以集中全部注意力撰寫材料。
「人民的立場」－當犯人進入可以自由談論自己行為的狀態之後，審訊人員開始引導他「認清自己的罪行」。犯人必須學著適應那種古怪的推理過程和態度，也就是所謂「人民的立場」，這意味著犯人要接受共產黨人對「犯罪」的普遍定義，並且學著去感受－至少要用語言來表達－自己的罪行和應負的責任。犯人會被清楚地告知，「從人民的立場看來，新聞、信息和情報沒有區別」。
科學家 J 博士生動地描述了這段至關重要的進展過程：
「舉個例子，我是一名家庭醫生，我有一名駐北京的美國記者朋友。我們談論很多事情，包括政治局勢…法官反復詢問我和這個人的關係。他詢問我們交談過的所有事情的細節…我供認說，在’解放’的時候，我看到了共產黨軍隊用馬拉著大炮，就把這個告訴了我的美國朋友…法官馬上大喊，這個美國人是個間諜，他為間諜組織蒐集間諜材料，向他人提供軍事情報，是有罪的…最初我不接受這種說法，不過後來我不得不把它加入了我的認罪書…這就叫做接受人民的立場…在那之後，你什麼都會接受…你被摧毀了。從那時開始，法官就成了你的主人…他隨後對你說：’你給S（就是那個美國記者）發過多少情報？’然後你就編出更多的情報來…在牢房裡，每天12小時，你不停地講話，你必須參與這個過程，你一定要談論你自己，批評、審查你自己，譴責自己的思想。漸漸地，你開始接受一些東西，開始站在’人民的立場’審視你自己…你感覺自己是站在人民這一邊來看待你自己的，感覺自己是個罪犯。雖然不是每時每刻，但是有些時候，你會覺得他們是對的。’這些事是我做的，我是罪犯。’ 如果你對此有所懷疑，最好什麼都別說。因為一旦你說出了自己的疑慮，你就會被’鬥爭’，會喪失你已經取得的’進步’。他們就是用這種手段慢慢製造出罪犯來的。」
認罪活動的逐層進展－認罪過程是這樣設計的：首先從無可辯駁的事件開始，然後慢慢發展進入幻想的領域。共產黨人的目的是構建一個基於主動盲從（credulity）的罪行聲討體系；整個過程始於那些確實發生過的事件，然後一步步進行「邏輯」推演，其間使用貌似可信的「證據」進行解釋。犯人認罪材料的完善化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在犯人被釋放之前不會停止，對有些犯人來說，甚至在被釋放後，這個過程也不會停止。這是一個犯人展示其「坦白」、「悔悟」和「進步」程度的過程。
隨著認罪材料的不斷豐富，犯人會感到材料內容在冥冥之中向自己逼來，出現在身邊的各處，成為自己需要面對的基本事實，無論這些內容在以前的他看來有多麼悖逆常理。他所承認和寫下的東西成為了顛撲不破的事實，成為了情感高壓的閥門，閥門開啓後釋放出的高壓迫使他寫出越來越多的認罪材料，最終炮製出一份激亢的罪行聲討書。歐洲科學家 J 博士這樣說道：
「你看待自己的認罪材料的方式很是奇怪。你能感到這是壓迫之下的產物。你知道寬大政策是什麼，也知道從沒有人因為承認罪行而被槍斃。如果你在牢房裡毫不反抗，馬上就能得到更好的對待…隨後，當你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待自己時，你會說，’如果他們認為這就是情報，那麼錯不在我。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與我們不同，而且我根本無法逃避。’在你開始發明不存在的事情之後，你就會開始編造情報來滿足他們的需要，讓自己早點出獄。你編造一些他們會相信的東西，每一件你記得的毫無意義的小事，你都會把它當作情報寫進材料里去…與此同時，你開始試著回憶自己的認罪模式大概是如何的，而不是把自己搞迷糊－和 R 共事了1年，和美國領事館共事了3年－盡量遵循正常的模式來寫，還會提前想好一個好記的日期，拿這個來應付下次審問…他們培養出了一個抱有間諜心態的人…這樣你在之前的發明就變成現實了。他們引導你慢慢構建起罪名…如果你說你把40條情報給了 R，下一次你說你給了他50條。然後對你來說，這個50條就會變成現實。」
隨後，共產黨人會再次把關注的重點挪到認罪材料中那些至少部分真實的元素上來。一些完全屬於臆想的段落可能會被去掉，或者淡化處理；有時候，他們還允許犯人－甚至要求犯人－刪掉那些錯得過於離譜的部分。
於是，對於一個天主教牧師而言，這些雜糅著真實事件、誇張描述、變形失真、虛假謊言的認罪材料，在「人民立場」的理性審視下，呈現出如下套路：他因為「間諜行為」產生了負罪感，因此，他是一名「間諜」，而且是「終生從事諜報活動的間諜」，他在傳教士學校接受訓練後來到中國，「披著宗教的外衣」從事間諜活動；他在當地的傳教站屬於「間諜組織」，從學生和基督徒那裡收集信息傳遞給位於梵蒂岡的巨大「間諜中心」；而且，最終，他在中國的整個職業生涯都是「違背中國人民利益」的。
對其他西方人而言，被迫認罪的形式也是類似的：與美國軍方、政府或情報機關合作進行「間諜活動」；使用偽造的商人、專業人員或學生身份進行「經濟犯罪」和「反動活動」。當局的主要關注點集中在幾項特定的「罪行」上，以便對這些附有詳細名字、地點和事件的認罪材料進行「歸檔」。
再教育
「學習」－也就是「再教育」過程，從犯人被捕時就已經開始，但獲得「寬大」處理才意味著犯人和他的同犯合作的開始，這種特殊的計劃被稱為「學習」。學習小組幾乎佔據了犯人所有的清醒時段－每天10到16小時。會有一個人朗讀刊登在共產黨報紙、小冊子或書籍上的材料；隨後每個小組成員都需要表達自己的看法，並批判其他人的觀點。每個人都必須積極參與，否則就會受到嚴厲批評。每個人都必須學著站在「正確的」或者說「人民的」立場來發言－這個概念現在得到了延伸，被作為通用的共產黨解釋框架，擴展到各個思想領域。參與者的狂熱程度是毋庸置疑的，因為每個犯人都感覺到，自己的自由，甚至是生命，也許都繫於此上。獄方反復強調，每一個提問或者說問題，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倫理的還是心理的，都必須在小組中通過「討論」和「說服」的形式解決，而絕不能使用暴力。
犯人提出的問題越多，他的立場就越正，前提是他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正確」的。科學家 J 博士是這樣描述這種純粹由一方支配的過程的：
「他們拿出了證據，但完全不容辯駁，也就是人民的進步。未來屬於人民。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教導我們，帝國主義注定會滅亡…他們用證據舉例說，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到處進行壓迫活動，傳教會、慈善機構、幫助地主、幫助國民黨－都是在迫害人民…他們還列出證據，說明蘇聯的發展－它的工業、再教育活動、文化、對人民的提升、蘇聯對中國的友好援助。他們告訴我們中國在朝鮮戰爭中戰勝了帝國主義，中國社會在逐步改造，社會主義社會即將迎來三年計劃和五年計劃，農業在轉變，重工業在發展，國防和軍隊在改善，還有反戰運動…他們通過討論的方式解決所有問題－朝鮮戰爭、印中戰爭…他們從不使用暴力；每個問題都是通過探討解決的。」
獄方特別強調解決的是「思想問題」，特別是「錯誤思想」和「壞思想」。每個犯人都必須發言，「自覺」地在全體小組成員面前譴責這些問題。
一位歐洲牧師是這樣評價「壞思想」的本質的：
「他們迫使你產生壞的想法，再趁機試圖改變你的想法，他們時刻不忘誘使你說出壞的想法。如果你產生了壞的想法，他們有時會批評你，但並不總是如此－因為他們認為，你產生壞的想法並說出來，是一件好事…他們總是講，如果我們不把壞的想法說出來，就是不說實話，是不老實的表現，因為作為反動分子，我們一定是有很多壞想法的。我們都被認為是’思想有病’的人，如果我們不把這些壞想法說出來，他們就無法醫治我們。」
小組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遵循固定的模式，並且擁有自己的一套話語體系。每個犯人都必須剖析自己的「反動」傾向，隨後在自己早年的生活中尋找導致這種傾向的根源。他必須揭露自己過去受到的「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影響，以及現在表現出來的「個人主義」或「主觀主義」特點。同犯們的批判套路千篇一律，他們特別注意搜尋任何對全身心投入「改造」表現出抗拒的趨勢，比如「放煙霧彈」（採取特殊的辭令、行為和態度並以此掩飾內心真實想法），「粉飾太平」（只做必要的部分，得過且過，拒絕全身心配合）。他們還常常指責犯人「機會主義」、「愛鑽空子」、「裝腔作勢」、「沒有理論聯繫實際」、「拉幫結派」、「官官相護」、「收買人心」－這條的意思是，作出友好姿態，以此贏得對方的好感。
學習時間的一部分要用來進行高度道德化的日常生活批判。做的不夠到位的犯人會被認為缺乏「勞動人民的正確觀念」；睡覺時佔據太多空間的犯人會感到一種「搞帝國主義擴張」的負罪感；掉落或打碎盤子是「浪費人民財富」，喝水太多是「吸食人民的鮮血」。犯人必須「自覺」地檢討自己在牢房中的不當行為，對同犯輕微動粗，大便用時過長，和同犯發生同性性行為都包括在內。表明自己「完全相信政府」的一個方式是，招供自己道德不檢點的例子，具體到最俗艷最聳人聽聞的細節，比如抽鴉片、淫亂、酗酒等等。在如此巨大的壓力之下，就算天主教牧師都可以供認出自己的同性戀和異性戀關係，而有些犯人招供的事情則甚至根本連存在過的跡象都沒有。
在掌握牢房彙報材料後，監獄官員可以進一步操縱牢房小組。如果有哪個小組「解決問題」不夠積極，它就可能被解散，或者加入一兩個「先進」犯人。管理不力的頭領可能會遭到降職，其他犯人現在可以抓住這個機會來「鬥爭」這個之前折磨過他們的人了。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專門負責某個案件的「教導員」會逐漸掌握其對應的犯人的相當大一部分心理弱點。他會利用這份知識來暗中侵蝕犯人的人格，並最終讓犯人的基本生活模式喪失聲譽。
一名嚴守戒律的歐洲牧師，神父 A，這樣描述他和他的教導員的對話：
「你認為人應該為別人服務嗎？」
「是的，我當然這麼認為。」
「你熟悉聖經上的這個說法嗎：’我來到世間是為了服務他人，而不是被他人服侍’？」
「是的，作為牧者，這是我的信條。」
「你在傳教活動中有僕人嗎？」
「是的，我有。」
「早晨是誰為你收拾床鋪，打掃地面？」
「是我的僕人做的。」
「你沒有遵守你的信條啊，是不是，神父？」
神父 A 是這樣解釋教導員使用的技巧的：
「據說，人都有主旨－包括那些積極的因素，事工，或者說信條；也有對立物，也就是弱點，那些對人的主旨起反作用的東西。在我這裡，主旨包括天主教和傳教工作。我的對立物就是一切不利於這一事業的個人缺陷。共產黨人試圖磨平我的主旨，鼓勵發展主旨的對立物。他們強化對立物，弱化主旨，試圖以此來讓對立物取代主旨，成為主宰個人生活的力量。」
教導員保留案件資料，聽取所有彙報，還會對犯人進行單獨走訪。他可以是和善的，也可以是嚴厲的，可以是善解人意的，也可以是死板無情的。犯人們會叫他「分析員」或者「案件分析員」，這是毫不意外的事，每個犯人和分析員之間都形成了一種複雜而矛盾的關係。
再教育過程會持續數年，全部過程都在狹小的牢房內完成，犯人在牢房裡吃飯、睡覺、學習、聲討、認罪，在此之後，他的教導員也許會認為他已經「比較先進」了。隨後，犯人將會被調至一座特殊的附樓內，在那裡，他可以做一些非常奢侈的事情，比如在牢房裡放鬆一個小時－這段時間基本都會被犯人用來玩遊戲－或是短暫的戶外活動。犯人對這些特權視若珍寶，他會拼命努力保住它們。
審判和釋放－終於，獄方允許罪犯正式起草自己的認罪書了，認罪書由犯人使用自己的母語寫成，如果他做得到的話，還要用中文再寫一遍。在一次精心策劃的慶祝儀式上，犯人將在攝影師和攝像師面前簽署認罪書，並宣讀認罪書以便進行錄音。這份極具說服力的「證據」隨後將在中國內部以及另外一些國家廣為傳播，它的宣傳效果可能是相當驚人的。
犯人的「審判」過程有時也會重復這些步驟。最長可達5年的關押－專門設計用來「解決他的問題」－結束了，在關押結束時，他會同時收到由官方出具的起訴書和判決書。在近來的案例中，「審判」變得愈發正式化了，「辯護律師」為犯人提供支持，儘管這種支持不過是乞求法庭「寬大處理」而已。從來沒有律師在抗辯中提出過「被告無罪」，因為犯人已經承認了自己的「罪行」，而且已經遵從－至少表面看來如此－這個「從不錯抓一個好人」的「政府」了。無論如何，犯人都不會拿自己的自由開玩笑。犯人收到的量刑長短不一，有些長達10年，但大多數人被告知，根據「寬大政策」，他們將立即被驅逐出境。少數幾個西方人被遣送至另外的監獄服刑並接受「勞動改造」，這是一種和情感沒什麼關係的處理程序。不過，決定西方犯人接受審判以及被釋放時間的，更大程度上是中共當局對泛政治－往往是國際局勢－因素的考量，而不是犯人在「改造」過程中所取得的「進步」的大小和快慢。
滅亡與新生－有效運作手段概述
對犯人個體而言，「思想改造」是一個充滿戲劇化色彩並且極度痛苦的死亡－新生過程。被捕入獄的「反動間諜」必須滅亡，在過往人格和身份的廢墟上，一個符合共產黨人想法的「新人」將被復活，並冉冉升起。共產黨官員在講話中常常採用這種象徵手法，並將其直接傳達給犯人，犯人因此得知，自己必須經歷「滅亡和新生」的過程，也許他還會使用這種意象來描述自己的牢獄經歷。
這種轉變的成因是什麼？隨著來自周邊環境的劇烈壓力不斷逼近，犯人會感到可供騰挪的空間不斷變小，這時，獄方就會使用一系列運作手段，或者說，開啓某種操縱－回饋機制。從受害者的視角來看，這些運作手段是受害者本人和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產物。周邊環境的巨大力量是無法抗拒的，因此，這些運作手段可以在擁有不同人格、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受害者身上反復運用。在下文中，我將概述「思想改造」四大階段中運用到的11種運作手段。
情感攻擊－象徵意義上的死亡
1. 身份的毀滅。審訊過程中的定罪迷宮，「鬥爭會」帶來的摧毀性的社會壓力，以及額外的一系列肉體和精神打擊，將摧毀犯人深層人格內的一切情感。他不再認為自己與他人不同，也不再認為自己歸屬某個團體。受害者被降格為一種原始的非人狀態，僅殘存有基本的生理反應。這種狀態下的受害者極度脆弱，讓接下來的處理手段變得非常有效。
2. 罪惡感的構築。在審訊人員和同犯義正詞嚴的定罪聲中，犯人很快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負罪感。當然，他往往會將這種過程視為直接命令的產物－「你必須學著感到愧疚。」 來自四面八方的負罪感對犯人形成了無孔不入的滲透態勢，以至於犯人開始把來自外界的罪行指控混同於自己的主觀罪惡感－自己一定是做錯了什麼。他不會感到憤慨，而是會感到自己一定是罪有應得的。瀰漫在他內心的痛苦被他認定為對罪行的焦慮。
3. 與僵化環境的格格不入感。犯人被投入到一個與他之前所處的社會環境毫無共同之處的新環境中，無論按照行為標準還是現實標準來衡量，前後兩種環境都是天差地別。所有人都把他當作敵人對待。當局對他過往行為的指控，列出的一條條「事實」，都是令他無法接受，甚至難以理解的。他絕望地迷失在詭異的監獄文化里，從頭到尾跟不上節奏。來自外界的救助－他的聯絡對象，他的社會關係網－被切斷了，而沒有這些救助，他就無法生存。而且獄方不容置辯地告訴他，政府掌握的鐵一般的「事實」是絕對不可改變的。他，「頑固的罪犯」，必須為自己的困境負責，需要改變的是他，而不是環境。處處碰壁的遭遇讓他產生了難以忍受的焦慮，催生出強烈的內心剖析傾向－這就是威廉·詹姆斯提出過的「自我分裂」現象。他不顧一切地想要找到解決方案，而解決方案只可能來自內心。
寬大－通往新生的機遇
4. 適應性的解決方案。切斷犯人與其之前社會環境的心理聯繫的手段對犯人產生了極大的壓力，隨著這種壓力的減輕，僵局被打破了。犯人現在首次獲得了一個與外部世界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諧的機會。從現實層面的標準來看，犯人的周邊環境絲毫未變，只是降低了打擊犯人的力度，這是為了讓他接受新環境奉行的原則，並主動適應這些原則。作出讓步的仍然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他能在多大程度上適應新環境，取決於他自我轉變的幅度，也就是「交代」和「改造」的徹底程度。犯人傾向於不惜一切代價保住自己獲得的成果，他會積極地幫助獄方官員，在自己身上實現「交代」和「改造」這兩個目標。
認罪－連接滅亡和新生的橋梁
5. 認罪的衝動。犯人被告知，他可以，也必須，通過認罪的方式來彌補自己的罪行。他身邊的所有人都要求他認罪；他還必須幫助別人認罪。至此，無處不在的認罪衝動席捲了整個環境，個體受害者也隨之認為，自己一定要認罪。
6. 對罪惡感的引導。犯人在體驗到罪惡感，並感到自己有必要認罪之後，必須學會使用某種概念框架來認罪和贖罪。犯人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將本來並無明確指向性的負罪焦慮感轉化並納入一種偏執狂式的偽邏輯體系。他開始將過去的經歷視為個人罪惡和消極人格的發展結果；他的負罪感開始與特定的行為產生聯繫，這些行為有些是真實的，有些是幻想的。
7. 強制虛構，也就是最後認罪。犯人終於走到了終極告解這一步，這象徵著他的贖罪和屈服。犯人將認罪材料看作為適應環境而採取的解決方案，如果沒有高壓的環境，這是做不到的。當局一步步引導著犯人，每一步都只對現實做出有限程度的歪曲，每一步都是犯人毫不猶豫地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審視自己過往行為的成果。犯人的幻想與虛構是周邊環境主動對其進行塑造的產物，但犯人自身無疑也貢獻了一些創新元素。最終認罪書是犯人對其周邊環境要求的主觀推測，獄方對他過往的「累累罪行」的最新評價不斷構成周邊環境的一部分。在反復修訂認罪書的過程中，因為自身情感介入的緣故，犯人在內心深處開始愈發接受認罪材料的內容，不管這些內容是真是假。儘管最終成品中會有許多地方悖逆常理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但認罪材料都是從敘述真實事件開始的，在外部世界以及認罪書作者看來，各處篡改無不合乎邏輯，正規檔案一般的風格也增加了材料的可信度。現在犯人已經將自己完全清空，準備大步邁向新生。
再教育－新生
8. 負罪感的擴大化。犯人的負罪感經過特意引導，已經被歸入了特定的話語體系，現在，這種負罪感又得到了擴展，將他基本身份中的主要元素囊括進來。他經過「學習」瞭解到，作為「帝國主義侵略者的信使」，他的一生都在為邪惡勢力服務。他感到自己需要進行徹底的個人「改造」。
9. 適應的報償。犯人取得的「進步」為他帶來了意義豐厚的心理報償。在他的眼中，在經受了早期無法忍受的痛苦之後，這些報償的寶貴性可想而知。在隨後幾個月的監禁生活中，他已經適應了「再教育」活動的「學習規律」，他在密不透風的團體生活中，在難以忍受的煎熬中，在接受「改造」的過程中體會著「團結友愛」；他體會到了拋棄自我，融入一個無所不能的團體並分享其力量的快樂；他體會到了問題已經得到解決的滿足感，沒有什麼是無法解答的；還有發現新事物的快感－個人認罪的情感宣洩，「老實交代」帶來的滿足感；隨「進步」而來的與日俱增的特權和逐漸改善的待遇；最後，還有巨大的道德滿足感，因為他參與了一場偉大的運動，為自己和他人贖清了罪惡，而且，從宏大而超凡的角度上看，他是在「為和平而鬥爭」，「為平等而鬥爭」，是「全人類團結友愛大家庭」的一員，是為「共產主義美好未來」貢獻力量的一分子。
10. 「克服」。犯人必須表達、實施，並且在日常生活中貫徹「思想改造」的各項原則。用共產黨人的話說，他必須「理論聯繫實際」。可能最初他只是做做表面功夫，隨後就是在身體力行了－就像是背誦基督教教理問答一樣；經過沒完沒了的「群眾幫助」，他最終發現自己已經開始依照這些「真理」來思考和感受了。他必須隨時隨地「分析」自己的「缺點」、「思想問題」和「抗拒情緒」。任何不配合獄方的行為都是可以「深挖思想根源」的。所有事情最終都可以用馬克思學說中的「深刻思想」來解釋；犯人就是這樣一步步「克服」阻礙「改造」的因素的。
11. 對現實的再解釋。最終，犯人達成了「改造」的最終成果－獲得了一種全新的世界觀，以及一種看待人與世界關係的全新方式。他構建起了一套新的溝通技巧，改變了角色行為模式，他的價值觀和個性也和以前不同了。這個規模宏大的再解釋過程大致分兩步完成，在這兩個步驟中，他重新解釋了自己過去和現在的身份：從善良的傳教士或教師，到邪惡的間諜；再從邪惡的間諜，到悔改的罪人。他還運用相似的話語體系來解釋自己的一切思想和行為：共產主義世界並不像自己從前認為的那樣富有侵略性和極權色彩，而是愛好和平並且非常民主的。他認為，自己和逮捕自己的人完全站在同一戰線上。他為自己的信念感到快樂。他重生了。
影響與起源
思想改造的關鍵是什麼？這是不是一種前所未見的神秘事物？顯然，這其中的所有內容都不是無法理解的，所用到的一切手段，在東西方文化史上都有例可循。貫穿「改造」動態過程的關鍵，在於對負罪焦慮感的精確把控，同時結合道德敦促，促使犯人認罪。宗教宣教和群體運動都經常採用這種手段促成皈依和轉化，例子包括：宗教裁判所、羅馬天主教告解室、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實務、清教諸復興教派，以及較為現代化的群體運動－道德重整運動。思想改造的另一個震撼人心的特點是它的「治療」作用－它強調「幫助」、「分析」和「深刻思想」。但這些也並非沒有先例：西方精神病學家對這個領域的研究要深入得多；而且，在精神病學家想到這個問題之前，其他團體，比如禪宗團體，已經在使用類似的原則了。「思想改造」還包含了重要的心理暗示元素和催眠術元素；但是早在麥斯麥（Mesmer，奧地利醫生－譯者注）時代，這些東西就已經被發現了，庫埃療法（Couéism，又稱自我暗示療法，由法國醫生埃米爾·庫埃發明－譯者注）一直都在利用這些原則。
與 庫埃療法的創始人 Émile Coué（右圖）
但是有一種技法對心理學確有貢獻，這種技法讓「思想改造」成為了一種集宗教、醫療和催眠手段為一身的壓迫性強力流程。我們暫且將該技法命名為「社會環境控制術（Milieu Control）」。中共的監獄可以說是把對群體環境的控制和操縱做到了極致。由「官員－牢頭－同犯－犯人」組成的獄內溝通體系幾乎密不透風。在這種無與倫比的人工記錄和傳播機制的注視下，犯人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每一點情緒的表露都會迅速遞送到官員那裡；隨之而來的反饋措施將立即傳達給犯人，令人無法抗拒的群體施壓無疑會強化反饋措施的威力。
同時，社會環境控制術完全消除了犯人進行現實檢驗和協商認可的機會。犯人無法接受任何不同觀點，也無法從同情他的聆聽者那裡確證信息的真偽－除非他站在「正確的立場」上說話。他是一個無助的小卒，被一股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力量玩弄於手掌之中。漸漸地，外部的環境（milieu）開始取代他內部的環境（milieu），讓「改造」由內而生。這樣，犯人個體開始自我改造，犯人群體開始自我改造，整個監獄社區也開始自我改造。
社會環境控制術是「思想改造」過程中最為突出的特點，個體受害者遭遇的那種無所不能的控制，它的力量之源正在於此。在小說《1984》中，喬治·奧威爾活靈活現地預示了這個令人不安的場景：奧威爾想象出了一種覆蓋全球的環境控制機制，需要使用各種複雜的機器來實現，比如能播放視頻信號也能接受視頻信號的「電幕」。但是中國人通過使用對人力的使用，已經實現了這一構想，從而將控制的觸角延伸到罪犯內心最深處，控制程度甚至超出了奧威爾的構思。在技術和心理學飛速進步的時代，社會環境控制術值得關切。
帶有刑罰性質的「思想改造」是萬無一失的嗎？萬幸的是，並非如此。社會環境控制術儘管無孔不入，但永遠無法做到滴水不漏；改造活動也並非總像我整理出的數據和分析出的概述一般順利流暢。思想改造的目標野心過大，而且人類在承受重壓時會體現出相當強的適應性和抵抗力，這兩個因素都限制了思想改造活動的進行。思想改造的主要目的有兩個，第一個目的幾乎總能實現：榨取出俗艷而駭人聽聞的認罪材料；但第二個目的遠遠未能實現：「改造」西方犯人。
所有犯人在被關押期間幾乎個個表現出「改造」得很好的樣子；但大多數人都強烈地希望穿越邊境，從共產中國逃亡香港。根據他們在「改造」後的表現來看，可以大致將他們分為3類：第一類人，一小批改造的最為「成功」的受害者，他們在出獄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強烈認同並接受自己的「認罪書」和「改造成果」；第二類人，同樣是一小批人，他們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對有些人而言，是因為他們的抵抗特別成功，但對更多的人來說，是因為他們經受的壓力沒有那麼劇烈或持久；第三類人－也是大多數人－狀態介於以上兩者之間，他們在出獄時迷惑重重，但馬上就開始質疑並嘗試著瞭解自己的經歷了。
「思想改造」也許是世俗宗教所能發明的最先進的「靈魂工程學」技藝，用途包括驅除邪惡勢力，強迫真實或虛構的離經叛道者公開認錯，使用情感武器為自己贏得信徒。正如教會在以團結全人類的名義將女巫投入火中時，會宣稱這是為了人類的最高福祉。
從某種怪異的意義上講，也許世界應該感激那些創造出這種奇特流程的人們，因為他們為倫理學和心理學貢獻了價值重大的知識。這些問題並非史無前例，但它們在本案例中極盡誇張的表現形式引起了特別密切的關注。人類從來沒有通過攻擊他人和摧毀他人尊嚴的手段獲得如此終極的團結和收益。虐待心靈和肉體，讓一個人開始反對自己，消解他對別人的信任…無論使用何種措辭進行掩飾，這些手段只可能導致人類有機組織的碎片化，讓受害者不顧一切地瘋狂尋求整合。
— — — —
題注 ✻ ：本文於1956年11月13日發表在紐約神經病學協會在紐約醫學研究院舉辦的神經學和精神病學聯合研討會上，是《共產黨人的審訊和思想灌輸方法》主題座談會會議材料的組成部分。
題注 † ：本文系《中共監獄中西方平民的「思想改造」》一文的縮略產物，該文發表於: PSYCHIATRY —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Interpersonal Process — Vol. 19, №2, May 1956, pp. 178–95; 版權所有：1956年 威廉·艾蘭遜·懷特精神病學基金會公司。本縮略文已獲得出版許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