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所不在的財團與絕望的年輕人:當韓國變成「三星共和國」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韓國每五塊錢的產值當中,就有一塊錢是由三星集團所貢獻,相對於台灣最大民營企業台積電,其產值約只占台灣GDP的1.2%,可見在極度的依賴下,韓國財閥的規模早已大到不能倒。
文:蔡增家(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所研究員)
國內的新聞報導,總是不斷傳輸韓國政府是如何積極對外開疆拓土,而台灣卻不斷原地踏步的消息,例如:在這幾年當中,韓國已經接連與美國、歐盟及中國大陸等大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台灣應該要學習韓國,如果台灣不急起直追,將會面臨邊緣化的危機。
但事實真是如此嗎?我的一位韓國學生曾經告訴我,台灣很好,他很羨慕台灣人。他說韓國雖然所得高,但貧富差距卻日益擴大,韓國雖然簽了很多自由貿易協定,其實韓國人並不快樂。可見一個國家就算簽訂再多自由貿易協定,也不代表國民從此就能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我好奇地問他,為什麼欣羨台灣?韓國學生說:「在台灣,如果一旦失業了,還可以像新聞報導過的那位政大博士生一樣,到逢甲夜市擺攤賣雞排,也可以如同之前離職的主播一樣,創業加盟開早餐店。在台灣,只要願意做,一切充滿機會與可能。但是在韓國,情況就不一樣了。如果沒有工作想要去賣石鍋拌飯,卻發現韓國規模最大的全州石鍋拌飯是三星集團旗下的子公司開設的,根本沒有我可以插旗的空間;如果想要開一家韓式烤肉店,卻驚覺在韓國處處可見現代集團旗下的豐林烤肉店,市場早就被壟斷。甚至連韓國人每餐必備的聖品—泡菜,也幾乎由LG集團旗下的CJ公司所製造販售。」韓國大財閥的無所不在,讓遭遇失業的韓國人,對未來更加感到失望與絕望。
其實,財大氣粗的韓國大財閥,各自的事業版圖有如八爪章魚,老早就已壟斷韓國各大小產業,難怪過去有人戲稱韓國人從出生到死亡,只要使用一種品牌就可以,例如韓國的三星集團,不只賣手機,還賣尿布,也開學校,賣壽險,甚至還開棺材店。韓國大財閥還真有如鬼魅,處處都在,無所不在。
韓國的大財閥英文稱為「chaebol」,是由韓文「재벌」直接音譯過來的,它的文義是「擁有巨大財富的集團」。韓國人一向崇尚「大」,正如同韓國所追求的「大國夢」,這讓韓國年輕人自然也把追求「大」,當成向他人炫耀的標的。
所以許多韓國年輕人,寧願選擇不與「財」鬥,而將到大財閥上班當成是自己終生的志業與目標。但是僧多粥少,在韓國,想要到大財閥上班,不僅要通過層層關卡的激烈競爭,還要通過大財閥所訂定的忠誠考核,也就是必須在過去的就學期間,不能有任何批判大財閥的言論與行為,否則就算能力再好,大財閥也不會錄取。這讓韓國的輿論界頓時成為一言堂,批評大財閥成為不可侵犯的「聖域」。
其次,在韓國扭曲的薪資結構下,一個人在大企業或是在中小企業上班,薪資通常可以相差到三倍以上。舉例來說,根據2015年的最新統計,三星電子的新人起薪約為250萬韓圜(約新台幣7萬元),而屬於中小型企業的樂泰化工(Loctite),起薪則只有100萬韓圜(約新台幣2萬5千元),這比台灣的新鮮人起薪22K魔咒,似乎也沒有高上多少。可以說,韓國貧富差距的根源,竟是來自大財閥與中小企業的薪資差距。
橫行韓國社會的財閥
韓國社會普遍以是否進入大財閥工作為衡量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在這種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社會壓力下,許多人必須從小就要開始培養進入大財閥的相關技能,韓國也有許多補習班主打如何考進大企業,這讓韓國年輕人承受無比龐大的心理壓力,也難怪韓國雖然身為世界第八大經濟體,但在全球的幸福指數當中卻是敬陪末座。韓國的人均GDP雖然在東亞地區名列前茅,但年輕人的自殺率卻是全球最高。
由此可見,韓國大財閥不僅滲入韓國人的日常生活當中,也掌控年輕人的社會價值觀,同時在韓國威權式的政商關係下,也操控了政府。
戰後韓國大財閥的崛起,其實就是一部韓國的政商關係史。1971年,朴正熙總統在鞏固政權之後,決定發展重化工業,做為提升韓國經濟的政策主要方向,而在發展重化工業政策下,最重要的便是扶植特定的企業,政府除了挹注龐大資金之外,也給予壟斷性的特許產業,讓它們的規模能夠快速成長。
舉例來說,在1960年代,韓國的現代集團還只是一家不到百人的小型企業,但因為現代集團創辦人鄭周永的父親,是當時朴正熙總統在韓國陸軍士官學校的老師,靠著這樣特殊的學緣關係,現代集團不僅得到韓國政府的大力協助,還獲得汽車製造業及鋼鐵業等壟斷性產業的生產權,使得現代集團能夠快速成長為韓國前五大財閥。
韓國的大財閥還有另一項特色,那就是全由單一家族所控制,這與西方企業大多是專業經理人管理有相當大的不同。例如,三星集團由李秉喆所創,而在李秉喆於1987年過世之後,便由其三子李健熙擔任會長。採取家族式管理的大財閥,亦有助於在不受法律規範下提供巨額政治資金給總統,以鞏固企業版圖於不墜。因此,韓裔美籍學者康燦雄便將韓國總統與大財閥之間的親密關係,稱為「裙帶資本主義」(cronyism capitalism)。
在歷任韓國總統的刻意扶植下,目前韓國前30大財閥,其總產值已占全國GDP的75%,其中韓國規模最大的財閥三星集團,其在2014年的總產值,更高達全國GDP的20%。換句話說,在韓國每五塊錢的產值當中,就有一塊錢是由三星集團所貢獻,相對於台灣最大民營企業台積電,其產值約只占台灣GDP1.2%,可見在極度的依賴下,韓國財閥的規模早已大到不能倒。
在韓國,三星的權力有多大呢?曾經任職三星集團法務長的金勇澈,在2007年寫了一本書,書名是《三星內幕》(中譯本2013年出版)。他在書中揭發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涉嫌賄賂司法人員,及提供非法政治獻金醜聞的內幕。書中透露李健熙時常命令三星的高層人員,拿著一疊疊的現金去賄賂不同層面的人,包含記者、報社、警察、法官、議員,及總統身邊的要人,以為自己建立最廣、最穩固的人脈網絡。
當面對這些違法事件的調查時,三星集團方面根本不把司法體系放在眼裡,甚至囂張地在外國媒體及大批官員面前,把前來公司調查的官員擋在門外,等到所有文件銷毀之後才放行。而三星集團的這些惡行惡狀,不但韓國媒體不敢報導,檢察官不敢查,法官更不敢判刑,最後,還要勞駕總統親自出面,以特赦三星高層的方式了結事件。難怪金勇澈在書中最後說道:「現在的韓國,早已不是民主共和國,而是三星共和國!」
從韓國看台灣,當大家羨慕韓國以自由貿易協定對外開疆拓土時,大家似乎只看到亮麗的數字,及冰冷的GDP表現,忽視韓國人其實在這過程當中所付出的慘痛代價,以及所失去的幸福感。從韓國的例證,我們真要捫心自問,台灣,真的需要一個「三星共和國」嗎?
書籍介紹
《上一堂最好玩的韓國學》,先覺出版
作者:蔡增家,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所研究員,學術專長為東北亞區域研究、日本研究、朝鮮半島研究。2006年開始於政治大學開設一門通識課:「從漫畫看日本」,顧名思義係以漫畫為教材,讓學生認識真實的日本。此通識課甫開設便年年爆滿,上千人排隊候補選課,如今,他已是政治大學最知名的通識課教師。
韓國,這個台灣年輕人熱愛、運動迷痛恨、企業家氣得牙癢癢,充滿衝突魅力的國家,究竟是哪些特質讓人又愛又恨?政大超人氣教授蔡增家將韓國從裡到外徹底分析一番,不僅分析有趣的社會現象,年輕人關心的話題,更深入觸及韓國政治現實、中台日韓關係,以及南北兩韓間的糾葛。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從韓國看台灣,可以發現其實兩國有很多相似之處。跟隨本書,從有趣的韓劇細細體會韓國,也許你將認為:其實韓國泡菜,不如想像中嗆辣。
責任編輯:鄒琪
核稿編輯:翁世航
Tags:
【路怒狂徒的崛起-專題之後】小市民對抗大政府,從荷蘭經驗看見人本城市的革命起點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面對廣大的城市議題,小小市民究竟能掀起什麼風浪?點進來看看1970年代的荷蘭是如何透過公民行動,由下而上驅動改變、擺脫車本城市的交通政策,化身為今日全球最廣為人知的人本城市吧!
還沒玩遊戲的讀者,請先點擊圖片參與互動以獲得最佳閱讀體驗喔!
跟著「路怒狂徒」波波繞了一遭,你也覺得某些路怒經驗似曾相似嗎?
其實,測驗中所有的題目、選項都是源自新聞報導、網路論壇、甚至是編輯親身的生活經歷。所以說,每個選項都是確切存在的真實(雖然多少經過編修)。但別誤會,專題的本意並非批判是非對錯,而是想讓大家在詼諧的互動中「看見」城市發展的不同意見與聲音,甚至重新思考──為了安全、舒適的城市空間,我們是否願意放下看似便利的自駕生活?
城市空間的發展是具備高度政治性的公共工程。街道的誕生不只必須納入決策者對市民生活的想像、居住者對空間的真實需求與期待,還要透過都市設計、交通運輸規劃、道路工程等一連串技術專業的實踐,才能將一切假設的、理論的、務實的元素夾雜在一起,形成現今的城市樣貌,構築獨一無二的街廓紋理與生活文化。
投身人本環境倡議多年的趙家麟教授多次在公開演講分享,「什麼樣的城市環境,就會衍生出什麼樣的行為。」甚至援引個人在英國的生活經驗,說明外在環境對個體行為的塑造力究竟有多麼巨大。從這個角度來看,「行人地獄」的根本原因並非人的觀念、素養正確與否,駕駛技術好或不好,而是城市空間能否「引發」好的行為。若缺乏相對應的空間,就算法規再完善、觀念再進步,人們都只能學一套、做一套;但若空間正確了,那麼制度、觀念就能更輕易地跟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應該重視,而且必須重視「以人為本」的城市發展。
由下而上的城市革命:從荷蘭經驗看見改變的可能性
或許多數人都同意城市議題的重要性,但更令人遲疑的問題是,身為平凡無奇的小小市民,究竟能在都市規劃這般大尺度的公共事務中掀起什麼風浪?或許,你可以先聽聽荷蘭的故事。
1950年代,戰後經濟逐漸繁榮,汽車開始成為人們最主要的代步工具,不少政府官員也將汽車視為未來趨勢。為了讓城市容納更多的汽車,荷蘭政府開始效仿當時最先進的美國城市,將生活區、工作區分離,並大量規劃如高速公路、停車中心等車本設施利於市民通勤。這段時期,城市朝著「為汽車開大路」的方向發展,社區被拆除、運河被填平,一切阻礙車輛通行與降低交通效率的因素都被排除──行人與自行車的空間也受到嚴重擠壓。
然而,城市「現代化」的代價就在不久後浮現──逐年攀升的事故死亡人數。
到了1970年代,最高峰時死亡人數高達3000多人,其中約有400多位兒童。前所未有的統計數字引發大量公民的關注,並伴隨著一篇又一篇的社論文章的刊登,引發了影響深遠的公民行動──人們走上街頭、佔領街道,異口同聲地要求一個更安全的城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Stop de Kindermoord(停止謀殺兒童)」的大規模抗議運動。經過漫長的倡議與社會溝通,最終荷蘭政府的交通政策終於大幅轉彎,開始著手如減少車道數量、把空間還給行人與大眾運輸等一系列的城市修復工作。
回顧這段歷史,為什麼政策會產生如此轉變?答案很單純,因為人們意識到,事故死亡人數攀升的根源並非孩子不受控、也不是駕駛素質低落,而是城市環境出了什麼問題。
當城市議題受到大量關注、討論,甚至形成輿論與集會,制定都市計畫的決策者、決定城市模樣的專家們就不得不去思考、回應,從而做出改變。或許當下的變革無法精確的切中要點、解決問題──但至少是個開始。
就像荷蘭從抗爭、討論到真正落實也經過好幾年。當他們一步步走到今天,「以人為本」已經不只是城市的精神,更是內化於居民日常的生活文化。若當時人們因覺得不可能而放棄討論和表達,現在我們就看不見如此美麗、宜居的阿姆斯特丹,荷蘭也不可能成為全球「人本城市」領域的標竿。
儘管荷蘭的城市是受到決策者支持才變成今日的人本城市楷模,但一切的起點,仍然是1970年代時,所有公民對空間的需求與憤怒。這便是此次專題更深層的意涵──希望讀者把憤怒展現在系統互動之中,將意義和理解帶回實際生活。不見得人人都要大聲抗爭,當越來越多人對城市的樣貌有相似的想像,改變就可能會發生。這是荷蘭的經驗,也是實踐人本城市的唯一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