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數月，香港元朗橫洲的收地事件引發爭議。政府具體的收地範圍是什麼？哪些土地已經被佔用？公眾一度毫不知情。10月18日，香港政府終於公開了16份顧問報告，但其中涉及財政及費用、收地範圍、土地佔用人等部分均遮蓋，香港立法會議員莫乃光看到時憤怒了。
「政府基於什麼理由和標準去篩選資料呢？公眾如何判斷政府的篩選方法是否合理呢？公眾根本無從得知。」10月20日晚上，莫乃光在端傳媒舉辦的直播論壇上公開質問香港政府。
在當下數據革命的時代，數據的掌控和分析能力影響着每個人的生活。現時，類似土地歸屬、交通信息、政府財務等大量數據仍然壟斷在少數人的手中，怎樣令這些數據向市民公開，走向自由流動，是近年不少政府着力推動的一環，但與鄰近的台灣相比，香港在數據開放方面遠遠落後。
2015年12月，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公布了2015年開放數據評估結果，台灣在122個被調查的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香港和中國大陸分別位列第37和第93。
早前，端傳媒舉辦直播論壇《對話莫乃光：香港發展開放數據下一步》，邀請香港立法會議員莫乃光及一眾專家，一同探討香港開放數據的現況、困境和挑戰。
香港開放數據的成績單
香港政府推行開放數據至今已有五年，主要成果是推出公共資料入口網站「資料一線通」。不過，對於政府在公開數據上的表現，幾位嘉賓均表示並不滿意。
莫乃光就直言，他早前遇見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與他談及政府就橫洲事件公開的報告：「他（張炳良）說政府公開的這四千多頁資料，他們都要全部看過一遍，人工篩選不宜公開的訊息遮黑。早幾年的南丫島海難亦是如此，政府花了好長時間篩選整理出資料，才終於開放給公眾。」
對於這些涉及公共利益的內部訊息，政府一直遮遮掩掩，而其實即使是所謂的公開資料，市民要取得也並不容易。
在線民主平台 g0vhk.io的開發者黃浩華提到，如果大家去土地註冊處網站，可以找出土地的實際所有者是誰，但需要付錢——十元可以看一份註冊資料，如果想看全部記錄，就要再加錢。
「為什麼我們的知情權要用錢買？」黃浩華也提出疑問。
莫乃光回應說，這正正反映香港法例的落後；「新加坡的法例就已經開放了這項（公民再次使用資料的）權利，在這一點上，香港沒跟上。」
目前，香港政府中負責推動開放數據的是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莫乃光認為，這個部門是一個技術部門，他們的努力「只停留在技術層面」，而在推動其他部門開放數據時，時常遇到阻力：「有些部門會覺得準備資料、轉換資料格式繁瑣且費時，有些部門又擔心公眾不專業，拿到數據只是『玩玩』而已，甚至還會引發誤解。」
在莫乃光看來，要改善情況，應就《資訊自由法》和《檔案法》立法，規定政府哪些資料必須保存、哪些必須公開、應當如何公開等。
香港中文大學信息與工程學院的邱達民教授則提及，學術界的關注焦點是如何利用數據改善政府施政。
「可以從這個角度出發，告訴政府：『如果你想優化政府的服務，其實可以多拿出一些數據，讓學生和研究者分析』，我認為這會是另一個讓政府願意給出數據的方法。」邱達民說。
保護私隱 vs. 公開數據，矛盾嗎？
然而，將數據開放給公眾，卻帶來爭論最激烈的問題——私隱。
邱達民分享說，紐約的士數據是完全開放的，包含每輛的士的行車軌跡、活躍時間、每次行程的起點和終點等訊息，但與此同時，的士司機的住址和身分都能被查到，甚至能推算司機收入，完全暴露了司機的私隱。
回到香港，來自民間團體「公民數據」的趙智勳卻在實踐中感受到，「香港人對私隱的尺度游移不定」。「公民數據」是雷動聲吶的開發者，這個應用程式會邀請使用者輸入投票意向，希望以資料協助非建制陣營，在立法會選舉中配票。
趙智勳說，在雷動聲吶收集投票意向時，市民都很緊張私隱，擔心個人資料洩漏或被不當使用，但市民對保護私隱的理解卻極端：「平日用Facebook發照片時，很多人都不會關掉定位功能，其實Facebook早就知道誰住在哪裏，但普通市民未必意識得到。」
但莫乃光最擔心的是，私隱問題成為政府不想公開資料時「最方便的藉口」。他解釋，數據只要經過處理，問題其實不難解決：「只要抹去可識別身分的訊息，使用者不會知道每一個數據點代表哪個人。但也有一些情況，例如罕見病例，即便特殊處理過，但樣本量本身就很小，都會有方法知道是在說哪些人。」
因此，莫乃光認為，要平衡私隱問題，需要逐個個案看清楚，在法律上多加規管。
怎樣讓普通人嘗到開放數據的「甜頭」？
說到底，開放數據需要公眾的參與和認同，那麼如何讓公眾意識這個領域的重要性？
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前夕，軟件工程師黃浩華推出了他自己開發的線上民主平台g0vhk.io項目，名字呼應台灣公民黑客團體g0v(台灣零時政府)。
g0v 零時政府
這個平台將香港立法會議員的發言紀錄、投票記錄、提案詳情、議員資料等訊息重新整合，相當於民間版的立法會網站。黃浩華解釋說，市民接收的政治資訊多半來自傳媒，經過不同立場的修飾，「好像被蒙住雙眼」，而他希望通過改善數據的可讀性，讓原始的文檔可以被更多人看到。
黃浩華指出，數據能夠證明貪污、違規是否真實存在，因此大事件是公眾感受到開放數據價值的最佳窗口。
莫乃光和志願者社區 Open Data Hong Kong 的 Bastien Douglas 卻認為，日常生活中的「滲透」更加有效。「市民覺得方便，也就更理解公開數據的好處。」Douglas說。
在外旅行時，香港人或曾經使用不同的交通資訊Apps，獲取A點去到B點應該如何乘車、到哪裏轉車、下一班車什麼時候到等資料，這些Apps的出現，正正是基於營辦商公開即時交通資料。
「但這樣的Apps在香港是找不到的，因為香港只有公開的班次資料，不是實時的，巴士和港鐵不願意提供這些訊息，甚至還告訴軟件開發人員說，是因為『香港人從不會轉車』。」莫乃光認為，政府應該利用發牌和續牌的機會，迫使企業開放實時數據。
十年前，iPhone剛推出時，很多人都沒想到智能手機會很好用，直到市場上開始流行起來，公眾才會開始重視。「開放數據也是一樣，需要製造一些這樣的效果，來吸引更多人推動。」趙智勳總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