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陽【經典復刻版】

代序
姜貴的《重陽》——兼論中國近代小說之傳統
夏志清

去年十一月，我在耶魯大學宣讀了一篇論文，專講我國近二十年來文學創作上的成就。口述的論文受時間的限制，我舉要地討論了三位傑出的作家：姜貴，余光中，白先勇。對國人而言，這三位作家當然是大家熟悉的，余光中和白先勇尤其受到年輕讀者的愛戴。但我國批評事業不發達，討論白先勇成就的也不過《台北人》裏附錄的四篇，余光中雖然是文壇的紅人，統論他成就的文章好像還沒有。姜貴祗有《旋風》剛出版時，受人重視，以後的作品，出版後自生自滅，從沒有書評家去理睬它。他今年六十五歲了，算是位老作家。近年來不受重視，可能因為他代表的是個晚清、五四、三十年代小說家的傳統，在風格上，在題材上，都不夠「現代」化。余光中今年四十六歲，初到台北時還是大學生，白先勇初來時祗是中學生，更比余光中年輕上九歲。他們都是倡導現代文學的功臣，雖然有一長段時間，余光中常和一批自命「現代」的詩人筆戰，覺得他們寫的詩文理都不通，遑論詩境？這場筆戰，假如我當時參戰的話，一定會完全站在余光中一邊，因為我覺得專標榜「現代」，並不是一個文壇的好現象。不少作家，自己學問不紮實，覺得非跑到時代尖端，不夠時髦，不夠當「現代人」的資格，這樣寫出來的東西，當然不會有「深度」的。當年最紅、最「現代」的詩人艾略脫，英美的年輕詩人已不再模倣。事實上，有些革命派的青年更覺得他是「守舊」、「頑固不靈」的反動人物。當然艾略脫目前市價跌，並不影響他的永久價值。同樣的，有朝一日白先勇的小說，余光中的詩文，都會給人不夠「現代」的感覺，雖然那時他們在文學史上可能已有鞏固的地位。「現代」是個相對的名稱，真正的大作家當然以表現時代為己任，但這並不是說他先學會了當代最流行的技巧，從本國和國外最時髦的作品裏，抓住了「時代意識」後才去創作的。
 

台灣作家，很少看得起五四時代的作品，也很少看過三十年代的作品。那些作品誠然不夠「現代」，但我們不能說它們的藝術水準一定不如當代台灣的作品，也不能說影響那時代作家最深的西洋文學傳統在成就上比不上支配台灣文壇的那個西洋現代傳統光輝。而且文學傳統是一條長流，後浪推前浪，所謂「進步」，往往是個幻覺。當代吾國作家，都很服膺哀思，且不論他們有沒有讀過《尤理西斯》。五四時代的作家莫不服膺易卜生，而事實上年輕的喬哀思最佩服的當代作家也就是易卜生，還貿貿然寫封信寄給他。現在同艾略脫一樣，在英美大學生間，喬哀思已不再是「走紅」人物，這一方面當然他們沒有耐心讀艱難的作品。但以客觀的眼光看，喬哀思最後走了一條死路，他的成就當然遠不如易卜生，這樣的多樣性，這樣針對人生、社會大問題而永遠逗人深思。同樣的，喬哀思的成就當然遠不如狄更斯，喬治•艾略脫，也遠不如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杜思退夫斯基。前幾年有些作家（尉天聰等），不滿現代主義籠罩台灣文壇的情形，倡導過人道主義的文學。事實上人道主義的文學即是上列十九世紀諸大家所發揚光大的文學。
 

我不敢說姜貴讀過多少西洋作品，但當年他是愛國青年，也是文藝青年，在一篇自傳裏提到過曾為托爾斯泰《復活》深深感動的情形，至少同類的作品，已有中譯的，讀過不少，而且無形中受其影響。同時，從他自己的小說裏，我們看得出他是熟讀舊小說的人，晚清、民初的小說一定讀得不少。（在他給我的一封信裏，他提到寫「碧海青天夜夜心」時，曾自覺地受徐枕亞──民初紅作家，以「玉梨魂」最著名──的影響。）一般人錯覺（我自己當年也如此），胡適、陳獨秀倡導文學革命後，一切文學形式都受西洋影響而擺脫了舊的桎梏。事實上，詩，短篇小說，話劇是新建的形式，而長篇小說，現成有光輝的白話傳統，在形式上，精神上，思想上，無必要完全創新，事實上也並未。像樣的新長篇小說要到一九二八年才問世，表示它的難產，事實上也表示它並沒有同章回小說絕緣。梁啟超早在一九○二年在橫濱出了種《新小說》的雜誌，提倡「政治小說」，造成小說界空前繁榮的現象。我們可以說，跨入二十世紀後的晚清時期才是中國小說史的劃界時代。

這以前雖有以編纂小說為業的書商，可說沒有職業小說家。晚清時代才有李伯元、吳趼人這樣以寫稿為生的職業小說家。晚清以前雖也有寫諷刺小說的，沒有人寫過社會大變動，隨時有亡國危險的局面。這種針對社會政治現實，關心國是的精神是晚清小說的特徵，也是五四以後小說的特徵。一般人特別看重晚清時代的諷刺小說，其實言情小說也很多，到民初更盛行。這兩種小說裏，婦女悲慘的命運，往往是家庭黑暗，社會不公平，甚至政治腐敗的象徵。在五四以後的小說裏（不管是新派的巴金，老派的張恨水），這類不幸的婦女出現得更多。
 

假如我的假設可以成立的話，則我們不得不承認，十八世紀的《儒林外史》和《紅樓夢》是兩部超時代的小說，對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的發展影響最大：前者培養小說家對社會、政府自覺性諷刺的態度；後者激發他們的同情心，尤其是寄予不幸婦女的同情心。寫「紅樓夢」時，曹雪芹自有他一番出世的哲理，但世世代代的讀者，讀小說後感受最深者，莫不是書中多少可愛女子生活和下場的悲慘。《紅樓夢》同情女性不是那時代單獨的現象，《儒林外史》裏也有值得我們同情的女子。同時代深閨婦女自己寫的彈詞，如《天雨花》、《再生緣》、《筆生花》之類，專供婦女閱讀。這類作品，據我學生陳豐子（日籍，嫁華人）的研究，一方面把婦女的苦難，家庭的醜態，寫得淋漓盡致，一方面把些頭挑女子，寫成人中瑰寶，喬裝男子，中狀元，當宰相，得意一時，充分在一個想像世界裏補償她們女作家自己生活上的缺憾。
 

我《近代中國小說史》的結論，五四到大陸淪陷那一時期較好的小說家，差不多全是著重諷刺和富有同情心或人道主義精神的寫實主義者（Satiric and humanitarian realists）。有些作家以諷刺見勝，有些更富于憐憫之心，但二者實為一個銅幣的兩面，同樣是看到醜惡的現實後，必然的反應。我前面所寫的，僅是說明「諷刺」、「同情」這兩種態度，並非是「新小說」的特徵，在晚清小說裏已很顯著，也可說是《儒林》、《紅樓》兩大小說精神的延續。大體說來，五四以來以諷刺見長的小說家，如魯迅、老舍、張天翼、錢鍾書，比較耐讀。那些專寫人間疾苦，青年男女的作家，他們文筆較壞，沒有含蓄，一方面不免自怨自艾，一方面叫囂「革命」，給人淺薄的印象。但這不是說這些題目不應寫，祗是一般作家，才氣不夠，寫悲慘的題目，難免落人「溫情主義」的圈套。
 

姜貴在大陸時，寫過兩三本小說，當時沒有人留意，在文壇上可說是毫無地位的人。他真正從事寫作，是到台灣來後的事，《旋風》是一九五二年脫稿的。但就年齡而論，他從大半三十年代初露頭角的作家應算平輩。就遭遇而言，也同他們有相像之處：從小就愛國，年紀輕輕就聽到一位長輩鼓吹共產主義的學說，中學時代就從故鄉山東跑到廣州去參加革命，加入北伐的隊伍，一九三七年再度投軍，抗戰八年一直在前線或敵偽區為國家服務。所不同者，三十年代那些作家，雖然愛國心重，但很早就左傾，至少看不起國民黨，而姜貴少年時代即入黨，三十年代沒有真正從事文藝，可能因為他覺得同當時操縱文壇的左派作家合不來，不甘同流合污。但姜貴的小說大半寫的是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大陸情形。那是當年大陸作家所寫的題材。所不同者，姜貴深感共黨禍國之痛，把當年的情形，比他們看得更清楚，更深入。他正視現實的醜惡面和悲慘面，兼顧「諷刺」和「同情」而不落入「溫情主義」的俗套，可說是晚清，五四，三十年代小說傳統的集大成者。台灣年輕一代的小說家，另受西洋現代文學的影響，氣魄不夠大，同那個傳統血脈相承之緣，已疏。
 

我說姜貴是那個傳統的集大成者，專指他兩本傑作而言：《旋風》和《重陽》（作品出版社，民國五十年初版，共廿四章，五七四頁）而言。他的第三部長篇《碧海青天夜夜心》（民國五十三年），長達八百四十餘頁，作者自己很偏愛，但我認為是失敗之作，可能當時姜貴牽入訟案，蒙不白之冤，心神不安，不能集中精神寫作。之後，姜貴生活更清苦，為了稿費，長短篇寫了不少，我還沒有好好研讀，希望其中有精品。
 

姜貴是晚清民國小說傳統的發揚光大者，主要因為他諷刺手法特別高妙，有勝前人，雖然《旋風》和《重陽》都是富有悲劇性的作品，題材牽涉到中國整個的命運，不能純粹當諷刺小說看待。在〈論姜貴的《旋風》〉（譯文曾載《中國時報》副刊）裏，我曾提到《旋風》和杜思退夫斯基《著魔者》同樣處理一個瘋狂的世界，其諷刺的效果可令人大笑大哭，讀《重陽》後，我更有同樣的感覺。杜氏早年是激進者，對帝俄時代的革命黨，無政府主義的暗殺黨心理摸得最熟，但西伯利亞放逐回來後，他變成了所謂「反動」派，希望帝俄不受西歐思想的侵犯，人民保持他們的單純，相信耶穌救世的愛。

因之，他覺得那些革命黨人又可笑，又可怕，他們是魔鬼附身，可以擾亂天下的罪惡元首。五四、三十年代的作家，他們大半敬重杜氏人道主義這方面的廣泛的同情心，但因為他們嚮往革命，也反對宗教，不可能同意杜氏「反動」的觀點，在寫作上也沒有受到他多少影響。近代中國的讀書人，一般講來，不信什麼宗教，姜貴也不例外，但從他的小說裏，我們也可看出他同杜氏一樣的「守舊」和反動。他守住的是孔孟儒家的正義感，倫常觀念和忠孝精神。他認為共產黨是中國固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