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街頭飽含政治訊號，尤其是各式各樣的貼紙，是非常重要的表達媒介。走在街頭，我非常喜歡注意這些貼紙釋放的訊號，這些四處張貼的意見，承載著各種訊息，商業性的、批判性的、政治性的、宗教性的......，各式各樣的貼紙，不同的聲音，在社會不同角落，無聲地吶喊著。
在德國，貼紙成為一種表達政治意見與立場的載具，已有多年歷史。海報太大，不容易尋覓張貼地方；海報的成本也太高，印製張數有限；海報攜帶不易，缺乏機動性。以上這些缺點就是貼紙的優點。貼紙在電線桿、路燈、公車站牌、公告欄、廣告版、腳踏車架......無所不在。各種政治意見、不滿情緒四處發聲，甚至貼紙防水黏性強，言論在街頭得以被保存多年。
陳年的貼紙風化碎裂褪色，或者被新的貼紙覆蓋，因此，街頭的貼紙汰換情景，也可以清楚看出當前社會關切的議題，或者說時代精神（Zeitgeist）。時代替換，新的議題不斷出現，新的貼紙也不斷被貼在街頭。
我住處附近的街頭，每根電線桿都貼滿貼紙，少數是商業廣告，大部份都是政治訴求，大概有幾大類：
1.政治立場表達：例如抗議納粹、法西斯等對於右翼勢力的抵制，這向來是街頭抗議文化的主流，幾乎每根電線桿都貼滿此類標語。此外也有針對特定政黨的口號，例如咒罵納粹外，也咒罵執政黨。
2.最新政治社會問題：例如難民議題是街頭熱門議題，呼籲支持難民的團體組織便製作相關貼紙，盼望爭取支持。今年最熱議的G20峰會聲音，當然也在街頭出現。
3.抗議資本主義：左派勢力除了反法西斯外，也對於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生產方式不滿。也反跨國資本合作，例如反TTIP。
4.反歧視及迫害：例如重申女性主義、反性侵文化等。
5.環保等其他特殊信念表達：例如反核能、反戰、反智慧型手機、反農藥、反抗生素、要求負擔得起的住宅等。
當貼紙成為鬥爭工具
貼紙作為一種意見表達工具或者宣傳工具，有悠久的傳統，早在19世紀時就已經被使用。在納粹德國時代，貼紙更是被納粹黨作為政治鬥爭工具，不過，街頭上出現反猶貼紙，早在希特勒上台前就開始。
2014年時我去了法蘭克福傳播博物館看一個街頭貼紙特展（2016年德意志歷史博物館與今年慕尼黑納粹文獻檔案館都舉辦同樣特展），驚訝地看到，從1880年至今，從第二帝國跨越第三帝國到今日聯邦共和國，各種種族主義貼紙從未退出街頭。這些貼紙記錄了無數偏見與仇恨，不只針對猶太人，也針對外國人、同性戀等各種非符合德意志價值的族群，例如30年代出現無數寫著「猶太人淨空」（Judenfrei）貼紙，以及呼籲德國婦女必須維持純血，不可與猶太人或外國人通婚的貼紙。
看到那些貼紙，知道背後的血淚，理論上今日應引以為戒，但是不幸地，當世的仇恨意見與歧視言論仍然盛行，極右派勢力興起為貼紙印刷廠帶來許多訂單。《世界週報》即報導了一個故事，一個對抗仇恨貼紙的人。
她的名字叫孟薩許蘭姆（Irmela Mensah-Schramm），已經70幾歲，30年來一直在街頭尋找危害民主社會的貼紙，刮除這些偏差言論。她的公民勇氣獲媒體報導，為她帶來許多和平獎項，包括1994年獲頒聯邦服務獎章，可說是德國公民最高榮譽；但她的作為也為她帶來危險。為了她的堅持，無數來自極右派的恐嚇信寄到她家，甚至曾在街頭遭受攻擊，但她持續做了30年。德意志歷史博物館舉辦的特展裡，特別規劃展區介紹她的勇氣。
她說記得30年前刮除的第一張貼紙是公車站牌上貼的「釋放赫斯」（Freiheit für Rudolf Heß）──赫斯是希特勒的副手，戰後在紐倫堡大審被判無期徒刑，1987年於獄中上吊自殺。當時她心想，必須撕下這張納粹貼紙，於是就開始了多年的街頭工作。記者問她為什麼，她只說：「我就是得做，沒別的選擇。」「如果我不做，還有誰做呢？」
以塗鴉對抗塗鴉？
她自稱為「政治清潔婦」（Polit-Putze），不過這位政治清潔婦遇到的麻煩不總是來自右派。
在街頭的仇恨及歧視言論不只以貼紙作為載具，還有各種惡意噴漆。孟薩許蘭姆也常常拿起噴漆，覆蓋那些不堪的言論。在某個地下道噴除納粹言論時，警察認為孟薩許蘭姆是在破壞公物，因而告發她。這個案子未被檢察官接受，因為在她噴漆之前那個隧道已經被各種塗鴉完全破壞；但是另一個案子裡，她將街頭上「梅克爾得下台」（Merkel muss weg）的塗鴉改了幾個字，變成「注意！仇恨遠離！」（Merke! Hass weg!），就被檢察官起訴，並於今年6月被柏林法院裁罰1,800歐元罰金。但檢察官認為這種破壞公物行為不足為表率，判決太輕，已提上訴。
孟薩許蘭姆不是第一個做這件事的人，也不是第一個面臨這種麻煩的人。2013年時黑森邦的林堡市（Limburg），就告發了同樣在街頭刮除仇恨言論貼紙的一對兄弟。
這對名叫本德（Bender）的雙胞胎兄弟是中學老師，忠貞的社會民主黨員，也是小鎮的市政顧問，後車廂裡總是放著水桶、清潔劑與刮刀，隨時看到極右派貼紙就刮除。只是那些塗鴉他們沒法洗乾淨，看著每天學子們走過的路上塗滿納粹言論，有一天終於受不了了，寫陳情信傳真給市政府要求除去那些塗鴉，也打電話陳情。在幾個禮拜等待後，他們眼看市府沒有作為，決定自己動手。於是他們買了噴漆，把牆上、交通號誌上被噴滿的納粹萬字號覆蓋過去。
這個行動，讓他們收到不明威脅信，也被控告破壞公物，並被裁罰接近1,000歐元──即使他們的噴漆意圖覆蓋的，是那些違反德國刑法的「敵視憲法組織的符號」。孟薩許蘭姆看到這個消息後，打電話給本德兄弟，表達她的支持。
法律的難題
老實說，孟薩許蘭姆極有勇氣，她改寫街頭歧視言論的行動，也很有語言創意，而本德兄弟也展現了一樣的道德感。可是這裡產生的疑問是：能否以不法對抗不法？法律與道德之間不同的標準如何被遵循？
事實上，貼紙也可能被視為破壞公物的工具，不管其表達言論多麼的正確。即使貼紙不像塗鴉造成那麼大的毀損，但是要除去貼紙所付出的成本，政府也可能向當事人求償。如果某人在市政府大門口噴漆，並在維繫街頭行車安全的交通號誌上貼了標語，以表達其對川普退出巴黎氣候協約的不滿，以強調其對環保憂心，這是可被容忍的嗎？
孟薩許蘭姆的案子在媒體及網路上引來激辯，支持她的人認為這是道德勇氣的表率，許多反右派遊行與演講活動也邀請她參加，也有人認為在早已被惡意破壞的公物上噴漆並非應問責之犯行；但反對者支持司法對孟薩許蘭姆的判決，認為我們生活在法治國家中，不應有自己設立的道德與法律標準（Selbstjustiz）。但對此，支持者也吶喊著那句反抗者極愛的名言：不法成為合法之處，反抗就是義務（Wo Unrecht zu Recht wird, wird Widerstand zur Pflicht）。
本案後續將如何發展還不可知，但目前在社群媒體上的討論，逐漸偏離了何謂法律、何謂正當的問題，而是進入了左派與右派的政治角力。右派媒體的評論認為，目的不能全然合理化手段，批評左派人士的心態向來是為了對抗法西斯主義可以不擇手段，可是這樣的不擇手段可能破壞民主法治原則，而且為什麼一樣是破壞公物，只有左派陣營的意見該被容忍？但這樣的批評並不公允，即使同樣是破壞公物，貼上或漆上敵視憲法組織及民主政體的納粹符號或仇恨言論，是絕不能與其他意見表達一概而論的。
法律本來就不會完全等同於道德，什麼超出了法律界限的行動是應該被容忍的，從來沒有一定判準，必須逐案思考。但可以確認的是那條界限是存在的，而有時候有些人選擇跨越了那條界限，並承擔法律後果，在艱難中堅持道德勇氣。孟薩許蘭姆接受了罰款，但是表示她不會就此罷手，一些團體已捐款給她表達支持；本德兄弟認為判決無理，拒絕他人捐款代償，表示他們不願以繳納罰金動作釋放認罪訊息，他們寧願使用法治國家保障每一個公民的權利──向憲法法院聲請釋憲。他們不滿於體制，但並未如同上世紀60、70年代的許多人退出體制，而是承受了後果，以直球與極右派及不作為的體制正面對決。
誰能被聽見
當年德國帝國殖民主義興起時，早已在街頭貼上了「沒有殖民地還能撐多久？」（Wie lange noch ohne Kolonien?），呼籲德國人前進殖民地共拓帝國版圖；納粹上台時四處貼著的「別在猶太人那裡購物」（Kauf nicht bei Juden）敘述了30年代集體暴力的時代；「核能？敬謝不敏」（Atomkraft? Nein danke）黃色貼紙，已是從70年代跨越了一個世紀的傳奇標示，到今日還可以在許多車輛保險桿、窗戶上看到；討厭梅克爾總理的人貼著梅克爾下台的貼紙、素食主義者貼著不殺生訴求貼紙，追求居住正義、抗議租金高漲的人四處貼著「所有人的城市」（Stadt für alle），社民黨宣佈今年9月大選總理候選人為舒爾茲（Martin Schulz）後，更是到處出現了寫著「讓歐洲再次偉大」（MEGA，意指Make Europe Great Again）的舒爾茲頭像貼紙.......。
那些貼紙在每個時代吶喊不同的聲音。雖然我們已經身處網路時代，但是網路並非唯一政治言論媒介，街頭還是重要的政治、法律、文化戰場──甚至這些貼紙也不只在街頭，在德國大學讀過書的人應該會對於廁所裡貼滿四壁及衛生紙架的貼紙印象深刻。那些簡單的醒目易懂的口號，那些觸及、或者惹怒每一個路人的訴求，不管你處在哪一個同溫層都會面對那些迎面而來的立場，都會在每一個紅燈駐足時，在燈柱上看到時代精神。
這些貼紙可能都走在破壞公物的法律邊緣，可是卻幾乎與德國民主政治發展一樣具有悠久傳統，也許這正是不管哪一個時代都共有的時代精神：人們希望在社會中現身，希望有話語權，渴望表達言論，都關切公共生活，始終抗議或者支持著什麼。因此他們印製訂購了小貼紙，或者刮除引人不快的貼紙，貼上或撕下，都傳達同一件事：想被聽見。
德文中有句拉丁諺語：Audiatur et altera pars，正可作為這些無處不在的貼紙的註腳。這個源自羅馬法的概念意指：「另一方也必須被聽見。」可是這個吵雜的時代，被聽見並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事，而也許這正是當今民主政治裡最棘手的困難：那麼多聲音，誰被聽見了？誰被噤聲？誰該被聽見？誰又奪回了麥克風？誰始終只能是被聽而不見的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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