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富人的低稅天堂

三十五歲的Jim黃（假名），台灣黨政高官家族第三代，目前沒有任何職業。

在台灣，他住在仁愛路繼承自父親，一棟近兩百坪的豪宅。此外，他在美國洛杉磯、中國上海、甚至歐洲德國，都有房地產。

透過海外信託，他在美國、香港和台灣，共有價值逾十億的上市公司股票。兩家私人銀行專人打理下，透過股票、期貨市場的避險操作，不管股市漲跌，他都能獲利約六％，每年超過五千萬台幣。

最近，美國國稅局積極追查海外資產補稅，擁有美國公民身分的Jim，考慮放棄美國籍。

該課的課不到 政府窮、國債高

「美國追得兇，有想過不如回來當台灣人，」Jim說，「反正，這裡要交的稅，算一算其實非常低。」

透過複雜的海外信託和轉投資結構，Jim在台灣國稅局的資料庫中，是不折不扣的「低所得戶」。去年，他在台灣繳的稅，甚至比他的司機還要低。

台灣，已是富人的低稅天堂。

「人民繳稅心甘情願，政府課稅心安理得！」

前財政部長李述德，○八年底起，推動三大減稅措施（營所稅由二五％調降至一七％、遺贈稅由五○％降至一○％、綜所稅前三級距各調降一％），當時的名句言猶在耳，三年下來，台灣的確堪稱世界級的低稅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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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ＩＭＤ）統計，台灣的租稅負擔率（稅收佔ＧＤＰ比重），從一九九○年的二○％，一路下降至二○一○年的一一．九％，全球第六低，比城市國家新加坡的一三．五％、香港的一三．九％都低，更遠低於中國的一八．四％、美國的二四．七％、韓國的二五．一％。

排在台灣之前的，不是阿聯、卡達等產油國，就是印度、印尼等稅制尚不健全的開發中國家。而台灣的有效個人綜合所得稅率，也僅有五．九六％，名列全球第十低。

如此低的租稅負擔率，使得台灣政府成為世界上最窮、最小的政府之一。明年度政府總預算，一度瀕臨難產，各部會首長，甚至當著行政院長陳?面前，爭吵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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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台灣政府預算佔ＧＤＰ的一八．九％，是全球第六低。政府預算更年年大於稅收，只能舉債編列，如今高達五．二六兆台幣的國債，影響你我的未來。

一九九○年前後，台灣租稅負擔率開始急降，與台商大量外移有關。一方面台商稅移海外，另一方面，政府更開始推動各項減稅措施，希望將企業留在台灣。

一「走」、一「減」之下，台灣租稅負擔率不斷探底。但租稅不公，一再引爆民怨。「有錢人」繳的稅太少、避稅管道太多。稅負重擔，相對落在中產、受薪階級頭上。

換言之，台灣全球第六低的租稅負擔，恐怕只有富人「有感」。對扛起絕大部份所得稅的薪水階級而言，負擔重、且相對剝奪感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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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收稅來發展經濟、做建設、照顧需要被照顧的民眾。理論上，所得稅多採累進稅率，稅後的貧富差距，應該要比稅前拉近。但在台灣，事實剛好相反。

稅制破網１　富人所得愈高 稅率愈低

攤開財政部公布的去年度所得稅資料，最高級距（年所得一千萬元以上）的八○五○戶，僅佔所有納稅總戶數的○．一四％，卻繳納了所得稅總額的三○％。

表面上，單從這項數字看起來，國內一點都沒有「富人低稅以及薪水階級繳最多稅」的問題。這也是財政部最常拿來對外辯護，有錢人其實繳很多稅的根據。

但背後的真相是，絕大多數的富人，根本不在這誠實納稅的八○五○戶當中。因為他們的所得，都轉換為不必報稅、不會課稅的形式持有。他們的所得，幾乎全不在會被課稅的「分母」裡面，根本不必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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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確定，我是這群人裡面最窮的，但我繳的稅卻最高，」週日凌晨，台灣高爾夫俱樂部（淡水球場），三十七歲的外商投資銀行副總Allen苦笑說。

開著德國進口休旅車，手腕上戴著二十萬元的瑞士機械表，年輕的Allen和一群年齡相仿的客戶、朋友上山打球，單從外表看，就是一群「富二代」的休閒聚會。

然而，同場揮桿的這群朋友中，兩位是香港上市台商第二代，一位來自新北市板橋區的大地主家族，另一位則是股市大戶，打算在香港成立避險基金，投資亞洲股市。

他們都居住在台灣，名片上只印著家族企業的名稱和姓名，或甚至沒有名片。但他們每年來自家族贈與、海外所得、土地和股票交易的獲利，保守估計均有數千萬元。

身價逾億 適用稅率和中產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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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價逾億的他們，卻有一個共同點：在台灣繳納的綜合所得稅，只有台灣的存款利息和股利所得。其中，去年繳稅最多的一位，適用稅率二○％，僅相當於年所得一二○萬元的中產家庭。

反觀外銀主管Allen，和同在金融業工作的妻子，去年兩人的薪資加紅利共賺了一千多萬台幣，但他們的每一分收入，都來自薪資所得，只能「心不甘情不願地按四○％稅率，交給政府三百多萬，成為納稅大戶，」Allen說，「但這有什麼辦法，不論高薪低薪，打工仔就是打工仔，（稅）一毛都逃不掉。」

不到四十歲，年薪已超過七百萬的Allen，是國內受薪階級中的鳳毛麟角。但即使像他這樣從小苦讀，一路靠專業表現往上爬的白領菁英，面對「用錢滾錢」的低稅富豪，仍感到自己是權利相對被剝奪的一群。

「學生時代不少朋友，現在會指著我說『你們有錢人』，對我另眼相看。我怎麼去跟他們解釋，自己同樣是現在體（稅）制下，遭到不公平對待的人，」Allen深深嘆了一口氣：「我並不仇富，但看到太多人收入是我的幾十倍，繳稅卻不到我的十分之一，很難不憤怒。」

「富人低稅」，Allen和其客戶納稅懸殊的例子，在台灣比比皆是。只是，要先明確定義「富人」，找出台灣稅務雷達上看不見的財富，才能深入分析這個在台灣愈來愈嚴重的問題。

稅制破網２　富人財富隱形 享盡低稅特權

由於政府對富人的財務資料、繳稅數據，諱莫如深。私人銀行的客戶分析資料，是衡量台灣富人「隱形財富」的一項工具。

根據美林全球財富管理長期進行的「全球年度財富報告」調查，「富裕人士」，指的是可投資金融資產超過一百萬美元以上（約三千萬台幣），但不包含自用住宅、收藏品等的家庭。

在台灣，如今共有九．六萬戶富裕人士。他們的資產，在四年內成長了三○％，達十兆台幣，相當於全台十分之一的財富。

但這些私人銀行的客戶，究竟繳了多少稅？一位外商金融業高階主管，對《天下雜誌》揭露了驚人的數字：「根據我們內部統計，私人銀行客戶每年所繳的稅，平均在年收入的八％到一○％之間。」這個數字，遠遠低於綜所稅最高級距四○％，和最低稅負制二○％的個人稅率。

八月三十日，主計總處公布的最新國富統計，證實了台灣的稅制，早與財富形成的模式脫鉤。

「錢滾錢」、「有土斯有財」是台灣耳熟能詳的俗諺。從主計處的國富統計中，也可明顯看出，二○○六至一○年，五年來，全台家庭總資產成長二四．六兆台幣。其中高達十六．六兆，將近七成資產，來自獲利不必繳稅的股市和低稅的房地產。

稅制破網３　炒房炒股 稅超低

由於台灣的稅制，整整十年來，來自受薪階級的「薪資所得」應納稅額，始終超過整體綜合所得稅的一半。來自股市和房地產交易的稅收，比率低得很，佔總體稅收僅一成三。

以二○一○年為例，全台的受薪階級，共繳了近一千五百億的薪資所得稅，佔綜合所得稅總額的五五％；「財產交易所得」的稅收，卻不到十二億，僅佔綜所稅總額的○．四四％。

股市大戶出售股票獲利，過去無須繳稅。即使明年一月一日起，證所稅雙軌制上路，被財經學者簡錫?形容為「毀容」，早已偏離「量能課稅」原則的證所稅，仍在「按指數課稅」的荒謬原則下，極可能先「緩徵」兩年。

而在房地產交易上，土地增值稅長期以來偏離實價的問題，更讓「炒房」的收益與稅負，明顯不成比例。

台北的指標性豪宅交易，就足以顯示目前台灣土地稅制的荒謬。

「帝寶每坪成交價，飆破二七○萬元！」斗大的標題，出現在今年四月的各報版面上。房仲指出，該戶（Ｂ棟十七樓）共一六四坪，賣方是知名投資客，於二○一○年底購入該戶，購入價格約每坪二二○萬元。

如果交易資訊正確，兩年內一轉手，這名投資客就賺了八千兩百萬元。

八千兩百萬元的所得，若是來自薪資或股利，要按四○％的累進稅率，繳交近三千萬元的所得稅。

但根據台北市地政處資料，上述豪宅單位，土地持分僅二十五坪，依公告現值，兩年共調漲六十一萬元計算，這筆獲利八千兩百萬的房地產交易，所需繳納的土地增值稅，僅有三○五萬，實質稅率三．七一％。即使再加上契稅等費用，仍不到四百萬，比所得稅最低級距的五％稅率還要低。

在台灣，不只股票、房產交易等資本利得稅制出現龐大黑洞，持有、轉移財產時所需負擔的稅務成本，也明顯偏低。

「用最簡單的話來說，持有（土地、證券）成本低、交易賺錢又免稅或低稅，只能說，在台灣靠錢滾錢的富人，真幸福，」公平稅改聯盟召集人王榮璋痛心地說。

富人避稅三大手法 企業照樣玩

與財富形成脫鉤的落後稅制，加上稽徵實務上，能力與配套不足等限制，使得台灣，成為富人專屬的低稅天堂。

「富人或企業少繳稅，要明確分為三種情況：『節稅』是政策引導產業或投資，政策可以討論，但合法性沒有問題；『逃稅』是刻意隱匿所得，涉及犯罪行為，處理起來也沒有爭議；最麻煩的是『避稅』，過程看似一切合法，卻產生降低應稅所得的實際效果。這種例子，在台灣比比皆是，」前財政部長林全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時苦笑說。

林全曾在任內成功推動「最低稅負制」，將過去不列入報稅項目的未上市股票、海外所得、員工分紅配股價差等，納入稅基。他形容當初的動機：「就是讓享有許多減稅優惠、更有許多避稅管道的富人，多多少少繳一點稅。」

○五年時，林全為了點出富人避稅的真相，甚至甘冒爭議，公布○三年全國前四十名高所得者，所得稅的實質稅負。當時的數據，如今看來依然令人震撼：四十人中，十五人實際稅率在一％以下，其中八人則一毛錢都沒繳，僅有六人繳納所得稅最高級距稅率。

林全觀察，如今七年過去，輿論對賦稅公平的要求更高，但稅制改革仍不足，使得過去就存在的富人避稅問題，未曾緩解。

綜合稅務機關、學者和多位會計師分析，台灣富人最常採用的避稅手法，共有以下三種：

避稅手法１　用投資公司避稅 獲利變營收

攤開各上市櫃公司財報股東名冊，常見到持股超過一○％的大股東，往往是名不見經傳的「投資公司」。

「即使全台灣都知道這家公司老闆姓什麼，股東名冊上，就是看不到他的名字，只看到投資公司，」一位北區國稅局官員，指著一家國內前十大上市公司財報，對《天下雜誌》記者說，「再下去看這些投資公司的股東，往往又是另一家投資公司，而且還設在海外避稅天堂。」

他直言，大股東透過投資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權，背後最大的原因，就是「避稅考量」。

依照現行稅法，上市公司每年公布、分配的股利，股東都需繳納綜合所得稅。但大股東只要換個身分，成立投資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票，個人股利所得，立刻變成投資公司的「營業收入」。

目前台灣營所稅在○八年起連續調降後，只有一七％。若不賣股，就算未分配盈餘加徵一○％，稅率也僅有二七％，遠低於個人綜所稅最高級距的四○％。

「更何況，投資公司的營收，還可以減去營運成本，剩下的獲利才要納稅，」國稅局官員說，「我們查稅時常看到，這些投資公司，動輒上千萬的顧問費、或上百萬的電腦耗材費等『成本』，刻意壓低獲利的可能性很高。」

避稅手法２　財富藏海外 台灣難課稅

台灣自去年報稅起，海外所得首度納入最低稅負制，但第一年徵收，成效並不如預期。實際徵到的稅款，不足五十億台幣，僅佔去年綜所稅稅收的一．五％。

箇中關鍵，在於台灣雖有法規，但徵稅、查稅實務上，因配套不足，困難重重。

宏觀財務顧問總經理邱正弘直言，海外所得與資產課稅，是一個國家財政機構治權的延伸。台灣國際上的孤立，讓政府的財稅機構不易取得國人的海外資產訊息，更遑論課稅。

台灣目前只與全球二十三個國家和地區，簽有租稅協定或租稅資訊互助協議。但國人投資較多的美、加、日、港、星都不在其中。

KPMG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馬國柱直言：「企業大股東報稅變成看良心，除非子公司在海外上市有公開資訊可查，否則把（企業）營收、獲利全放在歐美、甚至免稅天堂，政府要怎麼課稅？」

避稅手法３　遺贈資產化 一○％也不繳

二○○八年底，馬政府大放減稅利多，將遺贈稅從最高五○％，一舉調降至一○％，並提高遺產稅、贈與稅扣除額將近一倍。當時財政部長李述德信誓旦旦，「調降遺贈稅符合國際潮流，並可降低避稅誘因，反而增加稅收。」

結果卻是，四年下來，除○八年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過世，創下高達一一九．七億的遺贈稅稅收外，台灣遺贈稅佔總稅收比例仍不斷下降。

原因是，早在遺贈稅雙降前，台灣的富人早已嫻熟利用土地相關稅制的漏洞，規避遺贈稅。最簡單的例子：寶成集團總裁蔡其瑞三名女兒，均獲贈一棟帝寶豪宅。她們所需繳納的贈與稅，是依土地持分按公告現值計算，使得市價超過兩億元的房地產，只需按約四千五百萬元的價值，計算贈與稅。

「遺贈房產化，早就不是新聞。遺贈稅調降後，只是讓少數有能力這樣做的富人，稅負更低而已，」淡江大學產經系副教授莊孟翰指出。近三年內政部統計，房屋、土地贈與件數不斷創新高，顯見愈來愈多富人，用買房贈子女規避遺贈稅。

「國內遺贈稅驟降後，卻沒有任何配套與過渡措施，等於名存實亡、形同虛設，」前財政部長、成功大學副校長何志欽痛陳，富二代不用付出，就能因上一代的贈與，擁房避稅。對年年繳所得稅，卻買不起房的受薪階級而言，「租稅正義嚴重失落。」

年年降稅 肥了富人、瘦了國家

台灣「低卻不公」的稅制，不僅造就出與財富脫鉤的稅制，更讓國家財政陷入險境。

四年來，台灣國債總額從三．七兆台幣，到目前的五．二六兆台幣，暴增近五成。每戶家庭，如今背負國債高達六十六萬，相當於薪水階級一整年的收入。

「全盤稅改，真的不能再等了，」馬國柱說。

金融海嘯後，歐美、甚至中國大陸早已積極進行稅改，增加金融商品、土地交易、境外所得和富人稅等稅基。以美國為首的許多國家，也積極追討海外「肥咖」稅。

反觀台灣，卻遲遲不見對稅制的全盤檢討。即使民調支持度高達六成五的證所稅，也屈服於利益團體的種種壓力，如今自我打折、徒具虛名，實際效果遠不及口號響亮。

甚至，近來財政亮紅燈，經濟亮藍燈，府、院的因應方案，卻是有人提出「擴大出口退稅」的開倒車建議，作為拯救出口衰退的強心針。

另外，就是無視台灣已是世界名列前茅的低稅國事實，繼續建議減稅。

繼財政部長張盛和放出「奢侈稅退場」風向球後，最近盧秀燕、羅明才等財政委員會立委，還要求調降證交稅、停徵期交稅「救台股」。

似乎，只要降稅，就是解決經濟難題、增加投資的萬靈丹。

事實上，近年台灣一味減稅，不但沒有達到增加投資的效果，更無法吸引海外資金回流。

一九九○年起，台灣產業大量外移大陸，租稅負擔率由當年的二○％下降。但○八年起，大規模減稅後，台灣租稅負擔率仍持續下降。顯然，降稅並未讓已在大陸及世界闖出一片天的台商，多留點稅給台灣。

政大國發所特聘教授、前陸委會副主委童振源指出，台商近十年來在大陸共納稅近三兆台幣，成長十倍，相當於台灣兩年的總稅收。

減稅，也沒有達到吸引台商資金回流、增加投資的目的，台灣資金近年來仍持續淨流出。

「減稅救經濟，顯然不是事實，」前財政部長林全說，要改善台灣「低卻不公」的稅制，必須拋棄「租稅競爭力（愈低愈好）」的迷思。稅基、稅源必須先擴大，再來談降稅。

打破「減稅救經濟」的迷思

馬國柱也指出，金融海嘯後，消費萎縮、失業上升，全球不論企業或個人，「還能賺到錢的，大都是靠資本（股市、土地）交易，」台灣稅制不能還停留在幾十年前，所得大都來自企業營收和個人薪資的思惟。

曾經，中研院院士劉大中主持的第一次稅改，為台灣建立起亞洲最先進的綜合所得稅稅制，支援台灣的國民教育延長到國中。

曾經，中華民國財政真的「全世界最好」，一九七○、八○年代經濟起飛期，中央政府預算年年都見盈餘。

但在大環境的變化，和「減稅拚經濟」等迷思下，台灣落後國際潮流，「低卻不公」的稅制近年來已經荒腔走板。

期待政府和民眾，認清台灣是「政府窮、人民窮、富人富」的事實，痛下決心面對問題，共思解決之道。（黃昭勇協助採訪）

「立憲」堅持不避稅

戴勝益年繳4,700萬所得稅

稅制漏洞下，高所得者避稅手段多，但並非每個台灣企業家、富人都避稅。

王品集團董事長戴勝益，就是誠實納稅的企業家代表之一。

今年5月，戴勝益報稅，一共繳納了4,700餘萬的綜合所得稅。沒有領取任何董監酬勞的他，所有稅負，都來自王品集團持股，1.1億元左右的股利所得。

「收到稅單，會計跟我說，你今年要繳4,700萬所得稅，我趕快問他我私人戶頭有多少錢，」戴勝益笑說：「結果因為我的股利還沒撥下來，戶頭只有1,000多萬，當下趕快先去調錢繳稅。」

4,700萬的股利所得稅款，哪怕只是對持股方式稍做調整，如成立個人投資公司、或透過保險、捐贈，都能立刻合法減稅大半。

戴勝益卻堅持：「該繳多少就多少，什麼手段合法、什麼不合法，我不懂，但只要是讓稅變少的，我絕對不做。」

不只對自己如此，戴勝益更自1998年起，就在王品集團的「憲法」中規定：「不避稅，連合法節稅亦不做。」若員工逃稅、避稅，立即開除。

相較於絕大多數企業主，請財務顧問、理專，精打細算做「稅務規劃」，戴勝益顯得格外「另類」。

完全不節稅 賺的更多

因為他相信，「完全不節稅，賺到的更多。」

身為中部製帽大家族第二代，戴勝益自小就看過許多中小企業的興衰。

他直率地說，「會搞逃漏稅那些五四三的，通常做不大、做不久。因為第一，老闆自己會心虛，擔心被人檢舉；第二，為了避稅，要花時間、花成本去煩惱，怎麼全力經營本業？第三，對外再怎麼瞞（避稅），也瞞不住自己的員工，沒辦法得到員工真正的尊敬。」

戴勝益不願評論其他上市公司，也不願評論目前稅制。因為「企業誠不誠信，股東自己會給它打分數；稅制符不符合民意，選票也會做決定。」

但他強調，稅率高低，或稅務環境的好壞，其實對企業競爭力，影響非常有限。

「大家都認為，創新突破、提升附加價值，像蘋果那樣，企業才有競爭力，」戴勝益說，「何須爭那百分之幾的稅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