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際特赦組織在去年委託GlobeScan所作的一項調查，全球難民受歡迎指數中，最願意對難民開放空間提供庇護和居住的國家分別是中國、德國和英國。
這項「難民歡迎指數（The Refugee Welcome Index）」是以西方觀念中的距離遠近來衡量，抽樣詢問全球27,000人：「你個人有多能接受逃離戰亂或迫害的人們？」受訪者利用以下的量表來衡量接受程度：0代表「我拒絕他們進入國內」、33代表「我能接受他們進入國內」、67表示「待在我的城市、城鎮或村莊中」，而100則表示「待在鄰近社區或自家」，平均數值後，由以上三個國家分數居高。
這項調查無法反映出不同文化和社會福利制度對於空間配置使用的想像。願意大開家門的善心人，可能很難想像如何在城市或鄉村中，建立收容這些跨國無家者的空間。這項調查結果可能也反映了經驗程度和接受度之間的關聯性。德國與英國製造和收容戰爭難民，從大戰時便是一項與常民生活相關的社會議題，對異己者的容許程度與開放程度可能存在於共存共榮。這項調查也並未涉及社會融合、跨國者需要的特殊待遇與福利，以及資源擠壓競爭的問題。
換個角度看，假如利用自己家中的空屋接待難民，能夠按人頭向政府領取補助，人們似乎就更願意分享自己的私人空間，和難民長期居住在同一個屋簷下。根據部落客舒舒整理德國《時代週報》的報導（Die Zeit），科隆市政府的難民接待原則是：一般家庭每接待一位難民每月可收到638歐元、旅館則可以收到756歐元的補助。對於政府來說，這可能省下了另覓空間、另造設施安置難民的手續及費用，能夠利用市場的力量，即時應對大量難民湧入的困境，甚至利用人頭收費的制度漏洞，讓多名難民擠居於極度狹小的空間當中。對於生意較為清淡的旅館而言，他們也不必再提昇自己的硬體設備與改進服務內容，只要轉向接收政府外包的難民住宿，就可以享受長期穩定的獲利。
義大利的米蘭市政府也採取了類似的措施。但是除了利用房租補貼提供經濟誘因，市政府也要求接待難民的家庭必須參與訓練課程，每個家庭成員都必須接受心理師評估他們的動機、期望與意願。通過這些篩選程序的家庭再與難民進行配對，最後成功接待的家庭每月可以領取350歐元的補貼。
出於同情而接受難民
我有一個比利時朋友，她的父母在兒女離家後，用安特衛普家中的空房間接待了來自南蘇丹的難民。他們響應國際基督徒援救難民組織的號召，以社區為單位，自願提供難民短期的免費食宿。在難民初抵達比利時國境、申請庇護的過渡期，幫助他們有一個可以暫時安頓休息的地方。
我的朋友說，比利時境內有荷語區、法語區和德語區，語言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僵固的邊界。布魯塞爾從19世紀開始，就有大量外國勞工入境工作定居，現今成為歐盟和北約總部，城市中糾纏著貧富與種族階層的對立，一般的比利時人都心有戚戚，她自己也因為如此，不願意居住在生活氣息、村里關係淡薄的布魯塞爾，反而在安特衛普與布魯塞爾之間通勤。她的父母親主要出於對於難民的同情而願意開放自家的居住空間，難民房客通過非政府組織調查篩選後進入他們的房子短暫居住。即使語言不通，朋友的父母親都能夠感受到這些飄零之人的疲憊與困頓。在幾次同住過程的經驗中，也沒有體會到什麼問題。
我目前的房東是一名獨居的老奶奶，她也曾經響應教會組織為難民提供住宿的號召，但幾經考量之後，還是以安全與方便因素決定打退堂鼓。她認為，以她的年紀和健康情形，若是來者不善，雖然教會組織提供保證有任何問題他們都會介入處理，但她仍然感到不安。同樣的，這樣的決定是基於同情他者，實際上她並不希望難民長久待在家屋內同住。同情的極限，加上改變自己本身生活習慣帶來的不便，最後這變成了一則從未發生過的傳奇。
安置難民，不是把人帶進家裡就可以
上述兩個例子都說明：讓難民進入自己的房子內居住，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閒置空間活化再利用」的問題，而關係著人們對私領域的安全考量，以及公領域能夠提供的服務與協助。「住在一起」也並不表示能夠加速社會融合，制度下隱藏的空間，往往留給較有社會與經濟資本的行動者，而不是真正需要庇護的人。政府的介入究竟可以到達怎樣的程度，也關係著這個社會的文化脈絡與民主程度。
有趣的事情是，人們可能較容易對受到戰火波及、經歷長距離遷徙、背景較陌生的跨國無家者感到同情，認定這些人較脆弱（或較不具威脅性），從而願意打開家門讓其同居。對於同樣文化與社會背景、經濟能力與謀生資本脆弱的同鄉人，反而較無法信任。接待難民的各國政府往往面臨「為何不將資源用在自己國內失業、老化，甚至無家可歸的弱勢者身上？」的質疑，這也是一個關於公共行政與道德倫理的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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