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Tara Westover（《我的求學路》作者）
翻譯：Wendy Chang

塔拉出身於愛荷達州農村一個基本主義摩門教的倖存者家庭，她從來沒有上過學，只有在做完家裡回收和採集的工作後有點自學的時間。回憶錄《我的求學路》（Educated: A Memoir）講述了她如何在16歲那一年自學足夠的數學和文法，成功錄取楊百翰大學，一路念到劍橋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但是代價是切斷家庭關係的故事。以下是部分書摘。

美國歷史課的教室是以先知約瑟・斯密（Joseph Smith）命名的禮堂，我以為美國歷史會很簡單，因為父親早就告訴我開國元勳們的故事，我對華盛頓、傑佛遜和麥迪遜瞭若指掌。但教授們幾乎不會提到他們，反而是談論「哲學基礎」和希塞羅、休謨的著作，這些名字我從來沒聽過。

第一堂課教授說下次上課前會先考本周的閱讀作業，我花了兩天的時間和課本上密密麻麻的段落奮戰，但是諸如「市民文藝復興主義」（civic humanism）和「蘇格蘭啟蒙運動」（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就像書頁上的黑洞，吞噬著其他字詞，我有考隨堂測驗，但是一個問題都不會寫。

這次的失敗在我腦海揮之不去，我是否會沒事？到現在自學的知識是否足夠？這似乎是個預兆。經過考試之後答案似乎很明顯了：是不夠的。意識到這點後我可能會憎恨自己的成長背景，但我沒有。我對父親的忠誠和我們之間的距離是成正比的，在山上我可以反抗，但在這裡，這個聲音響亮又光線明亮的地方，被一群偽裝成聖人的異教徒包圍著，我堅持每個真理、每個他曾教導我的教義。醫生是萬劫不復之子，而在家自學則是上帝的命令。

一次的小考失敗，並不會改變我對老舊教條的信仰，但是一堂西方藝術課做到了。

我到教室的時候裡面很明亮，早晨的陽光穿透著高牆上的窗戶，溫暖地照著，我坐在一個穿著高領罩衫的女孩旁邊，他叫凡妮莎，「我們應該要黏在一起，因為我覺得全教室只有我們兩個是大一。」

一個小眼睛、高鼻子的老先生走進來把窗戶關上，課堂開始了。他打開開關，投影機的白色光照亮整個教室，幻燈片投影出來是一幅畫作，教授討論了構圖、筆觸和畫作歷史，接著他一幅幅地討論下去。

接著投影機秀出一張很奇怪的圖片，一名男性戴著褪色的帽子、穿著過大的大衣，身後隱約有道水泥牆，他手上拿著一張紙靠近臉，但視線並不在紙上，而是在我們身上。我打開為了這門課買的圖鑑，想要看得更仔細，畫作的下方有斜體文字，但我看不懂，好像有個像黑洞一樣的字在正中間，吞噬著其他文字。我有看過其他同學問問題，所以舉手發問。

教授點了我，而我大聲唸出那行文字，但遇到那個字的時候我停住了，我說：「我不認識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整個教室鴉雀無聲，不是安靜的沉默，也不是噪音突然被關靜音，而是近乎暴力的沉默。沒有人翻閱文件，沒有鉛筆刮過紙的聲音，教授的嘴唇緊閉著。「謝謝你啊」，接著他回到自己的筆記上。

課堂剩下的時間裡我幾乎沒有動，而是盯著鞋子認真思索剛剛發生什麼事，還有為什麼每次都我抬頭看的時候，總能感覺到有人正在看著我，好像我是個怪胎。我當然是個怪胎，心知肚明，但是我不懂他們是如何知曉的。

下課鐘響起時，凡妮莎把筆記本收到包包裡，接著她停住然後說：「你不應該開那樣的玩笑，真的不好笑」，在我回應之前她就走出教室了。

我一直留在位置上直到大家都離開，假裝大衣的拉鍊壞掉了，好讓自己可以躲過所有人的視線。接著我直接衝到電腦教室查詢「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這個字。

我不知道自己花了多久時間坐在那裏閱讀相關資料，但某個點我讀夠了，往後靠在椅背上、盯著天花板看。我應該是嚇到了，但究竟是因為知道某件可怕的事嚇到，還是因為驚嚇於自己的無知，我真的不太確定。我很確信自己當下有神遊了一下，不是想到集中營，也不是墳墓或是毒氣室，而是我母親的臉。有一股奇怪的感覺湧上，很劇烈、很陌生，我不太確定是什麼，讓我很想要對她尖叫，對我自己的母親尖叫，這個想法嚇到我了。

我搜尋自己的記憶，某種程度上「猶太人大屠殺」這個詞對我並不陌生，也許母親在我們採集玫瑰果或是做山楂油時有教過我這個詞。我似乎真的有模糊的記憶是猶太人在某個地方被屠殺，但我以為只是像波士頓大屠殺那樣的小型衝突，父親常談到這件事，說是有六名民眾被專制的殖民政府射殺，對數量規模的誤解（五對上六百萬）聽起來根本不可能。

下堂課開始之前我找到了凡妮莎，並對這樣的玩笑話道歉，我並沒有解釋什麼，因為根本無法解釋，我只說自己很抱歉、以後不會再犯了。為了履行承諾，那個學期我都沒有再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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