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與偏見

多謝尤特，讓全港平白多了一天半天假期。在和風細雨的八號風球天，找了本《無知與偏見--中醫存廢百年之爭》一書來看，看看中醫在這百年來，怎樣受到中國知名知識分子的欺凌，也幸而中醫命大，受盡百年欺凌而仍未滅絕，應是中國人之幸。當然，如你不信中醫，你就會謂中醫不絕，國人不幸。

嚴復是公認介紹西方思想、科學到中國的大人物，亦因此，他認為中國的舊學無用。他曾在一譯書的按語寫道：「中國九流之學，如堪輿、如醫藥、如星斗……。其例之立根於臆造，而非實測之所會通故也。」由於中醫講陰陽、講五行、講六氣，這些都是看不見，摸不到的東西，西方解剖，剖不出來；放在顯微鏡下，又看不出來，所以中醫就是臆造之學，不科學。

中醫被指不科學

提倡戊戌變法的人，亦受其影響，都是要革掉舊學，全盤西化，才可救中國，故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都已較張之洞等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更進一步，認為要「悉從泰西」，即要全盤西化，連中學為體也不用。中醫亦是被視為在「悉從泰西」原則中，可以剔出去的。

到五四運動時，由於中國接連敗於西方列強與日本，當時一批認為非「西化」不能救中國者更進一步，以西方的「文明」尺度，來批判東方（指中國，不包括日本）的無知與野蠻（不合西方文明就是東方的野蠻），他們徹底地提出：打倒孔家店，因為他們認為，中國的積弱源於中國的傳統文化。

胡適曾說：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肯認錯了，方才肯死心塌地地去學人家。」

有些人講得更通透的是：

「我們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整個改造我們的頭腦，要將中式的頭腦換上一個西式的頭腦；由一個《論語》式的頭腦換上一個柏拉圖《共和國》式的頭腦……。我深信從根本上西化才是我們民族的出路。」

要西化，當然就要西醫，不要中醫，那麼「西」又是否這麼好？可以從梁啟超入協和醫院割腎事件講起：

有位與徐志摩創辦《現代評論》周刊的陳西瀅，於1926年寫了以下一篇文：

「梁先生患尿血症已經多年了。許多醫生都說不出病源來。上月他入協和醫院治療，經過了好幾個醫生的診視和推斷，他們都認定病在左腎。他們說他的左腎上有些腫物，要是不將左腎取去，腫物勢必日益膨脹，將來總得有割治的一日，所以開割是早晚難免的事實。雖然四五年內還不要緊，可是晚治總不如早治，至少早治可以免去有變成別種病症的危險。他們的話說得很明白，所以雖然梁先生有些朋友勸他再到法國請名醫診視，他也沒有聽，決計就在協和施手術了。腹部剖開之後，醫生們在左腎上並沒有發現腫物或何種毛病。你以為他們自己承認錯誤了麼？不然，他們也相信自己的推斷，萬不會錯的，雖然事實給了他們一個相反的證明，他們還是把左腎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並沒有好。他們忽然又發見毛病在牙內了，因此一連拔去了七個牙。可是，尿血症仍沒有好。他們又說毛病在飲食，又把病人一連餓了好幾天。可是他的尿血症還是沒有好！醫生們於是說了，他們找不出原因來！他們又說了，這病是沒有甚麼要緊的！為了這沒有甚麼要緊的病，割去了一個腰子，拔去了七個牙，餓得筋疲力盡，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並且還得花好幾百塊錢！」

曾於日本習西醫的魯迅，見兩大才子圍攻西醫，便為文為協和西醫保駕護航，他寫道：

「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啟超的一個腰子以後，責難之聲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黃茋歟？甚麼有病，何不吃鹿茸歟？但西醫的病院裏確也常有死屍抬出。我曾經忠告過G先生：你要開醫院，萬不可收留些看來無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沒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動一時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設法推行新醫學，但G先生卻似乎以為我良心壞。這也未始不可以那麼想，--由他去罷。」

如果西醫只醫可救之症則醫癒率必高，中醫應廢，更有醫療統計可作支持了。無論魯迅是講笑還是認真，這都可以反映出，當時一些知識分子的無知與偏見。

但事情真相的揭密是54年以後的事情了，梁啟超死於手術後第三年，原因是手術時主治醫生判斷失誤，竟將健康的腎切去，而留下壞死的腎。這樣，雖然進行了手術，但梁啟超卻仍然時輕時重地尿血，稍一勞累就會長時間尿瀦留。此後，梁啟超多次入協和醫院治療，但已無法根治……。對這一重大醫療事故，協和醫院方面嚴格保密。事故責任人後來調離醫院，到衞生部做了政務次長。直到1949年，醫學教學在講授如何從X光片中辨別左右腎時，才舉出這一病例。而梁啟超之子、建築大師梁思成直到1970年，因病住進協和醫院，才從自己的主治醫生那裏得知真相。

為對自己所堅持的信念護航，有時是不惜有雙重標準的。梁啟超對割腎而醫不好其病，也是有雙重標準，他當時曾這樣說：

「右腎是否一定要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據當時的診查結果，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後來回想，或者他「罪不該死」，或者「罰不當其罪」也未可知，當時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專家，很難知道。但是右腎有毛病，大概無可疑，說是醫生孟浪，我覺得冤枉。」

身為受害者的梁啟超私下裏曾對家人說過：「這回手術的確可以不必用」，也曾說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但面對公眾輿論，他還是發表了上述為協和、為西醫、為科學辯護的文章，因為他「怕社會者因為這件事對於醫學或其他科學生出不良的反動觀念」。他所謂的反動觀念就是「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字裏行間所透露出來的，就是中醫已經成為西化之最大障礙了嗎？

如果梁思成將54年後才能被告之割錯腎的秘密，於拜山時稟於梁啟超，未知梁啟超又有何言？

梁啟超被割錯腎，並不代表西醫無用，而是中西醫皆可有庸醫，不應以一醫之誤而否定該醫學系統，只要其醫學能救急扶危，又何必為無知與偏見而棄之？

其實當時不單中醫受這些西化知識分子所排斥，要毀要禁，其中要毀的是漢字。魯迅、瞿秋白、陳獨秀、傅斯年也狂叫過要廢漢字，若讓這些知識分子之議得逞，今日大家也應再看不到筆者此欄，看到甚麼？不知，請去問：魯、瞿、陳、傅等不是無知，但就有十足偏見的當年社會運動專家了。

以民主方案解決垃圾問題

太陽之下無新事，百年前有批不是無知但具十足偏見的知識分子在狂號要立新，要西化，今日何獨不然？歐美民主普選是否就能解決今時香港問題？不說埃及、以巴的複雜性，只給條題目讓佔中分子在佔領了中環時，在叫口號與唱歌之餘考慮考慮：請提議個方案，着港人的垃圾該如何處理。如能用個民主方法制定出個解決方案來，就真是民主萬能；不過，如方案未具，則各位佔中分子在佔中時所製造出來的垃圾，不要丟在中環的垃圾桶或垃圾站，而應各自帶回家，但也不可以丟在家中垃圾桶，因為解決垃圾方案未出之時，垃圾最終也是回到目前的三個堆填區，也是你個人霸權，侵害他人自由的不民主做法。在未有民主處理垃圾方案前，最好是將垃圾留在家中，待有知而無偏見的民主處理垃圾方案出台後，才好處理這堆「中環垃圾」，就真是功德無量，各方受益。不用普選，也應找你做特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