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iet's Blog

在茫茫無際的北太平洋上，由東南向西北走向聳立著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島嶼，它原始而又富饒。約莫一千多年前，波利尼西亞人（Polynesian) 劃著獨木舟，從南太平洋摸索到這裡，開始了與外隔絕的桃源生活。島嶼上美麗的神話與傳說，因人類的到來而由此展開。十八世紀末，英國航海探險家庫克船長(Captain James Cook) 的船隊無意中闖入了這片「桃花源 」，他擅自將群島冠以上司的姓氏三文治(Sandwich)，並公之於世。此毫無意義的外來名使有著深厚傳統文化的土著人無法認同。待卡美哈梅哈成為群島的首任國王后，隨即將三文治群島(Sandwich Islands) 更換成夏威夷群島(Hawaii Islands）。意為，原始的家。

中國人總記不住，也念不好這個由三個元音發聲的島國名，但他們知道，那裡盛產他們最愛的檀香木，索性，就稱它為檀香山吧。

夏威夷群島是地球上較年輕的陸地之一，它天生麗質，質朴而又庄嚴。綠色齒狀的山脈上，古樹蔥蘢，繁花似錦。千百條清涼的瀑布，在幽靜的深谷裡，自在流響。長長的海岸線上，海浪帶著它那高貴而憂郁的水晶藍，一層層拍打著細白沙灘。它遺世而獨立，寧靜而和諧。無論從世界的哪一個方向到這裡，都非常遙遠。也正因為如此，它絢麗多姿而又幽深遠藏。

1941年3月27日，一艘名為「新田丸」號（Nitta Maru ) 萬噸客輪出現在檀香山的海平線上，她載著許多撤離日本的外國人和極少數赴美的日本人，小心翼翼地駛進檀香山深水港，將她那豪華的船身穩穩停靠在碼頭。此時廣播裡傳來了悠揚悲婉的夏威夷「驪歌」（Aloha Oe)，一位西裝革履，提著皮箱的年輕日本人從頭等艙裡走出，28歲，中等偏瘦的身材，他那對濃眉下藏著鷹似的眼神。皮箱上寫著「T.M」字母，是其主人森村正（Tadashi Morimura) 的縮寫。事實上，對他來說，這個名字和他身上的人造毛西裝，人造革皮鞋，白襯衣，手提包以及行李箱一樣，嶄新而又陌生。他的真名吉川猛夫(Takeo Yoshikawa)，與那些繡著原名的衣物，統統擱置在日本。在這裡，充滿異國情調的夏威夷，他就是森村正，一位新到任的「駐檀香山日本總領事館的書記員」，然而，藏匿在這件外衣裡面的真實身份，卻是日本海軍軍令部派來的諜報人員。

為何是他，來執行這項任務？這位日本海軍學校畢業的優等生，曾受過海軍嚴格的軍事訓練，有著過目不忘的驚人記憶力，卻因健康問題被迫退役的軍官，在客輪上不斷地自問。漫長的航行，暖洋洋的海風吹著，讓他有太多的時間和空間來胡思亂想。而此時，承載著七千多萬人口的狹長的日本島國，生存空間擁擠不說，最讓統治者憂患不已的是島國枯竭的自然資源。他們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幾乎什麼都沒有，但爭強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好勝心刺激著他們，別人有的自己也得有。為了對抗西方的擠壓，大和民族的生存空間必須擴展。於是他們移目外望，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讓他們淺嘗后無意輒止，反而膨脹了他們的軍國主義思想，大東亞主義的說辭於是常常出現在報紙上和廣播裡，民眾被這種情緒左右，尤其是青年軍人，也跟著躊躇滿志地向外眺望。他們看中了中國東北和華北地區富饒的資源和廣袤的土地，把擴展的領域延伸到東南亞，凡是周遭的果樹他都要摘，不著邊際的野心一發不可收拾，這自然觸動了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強國在東南亞的利益。

美國突然發表了「對日禁運法」，限制對日本出口鋼鐵和石油。這次經濟封鎖對日本海軍的威脅最大，當時日本海軍的石油儲藏量，在頻繁的戰爭時期，僅僅能維持數月。由於連年發動侵略戰爭，日本國內生活物資短缺，吉川出發前想添置套毛料西服和皮鞋，而市場上衹有人造毛料和人造革皮鞋，「黑市」泛濫，那衹是針對有錢人，許多勞苦大眾卻是飢腸轆轆。

此時美日和平談判陷入僵局，關系相當緊張。如此下去，日本會被扼死，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先發制人。在吉川之前，派駐美國太平洋西岸的日本諜報人員，皆被連根撥除，情報收集上完全陷入了困境。他深知，自己具有軍令部所需要的間諜人員的素質：謹慎，穩重而又敏銳，但畢竟年輕，沒有經驗。他曾讀過不少西方間諜的故事，當中有的淪為極為悲慘的下場，使他不寒而栗，而看到那些出色完成任務，為國立功的成功事跡，又讓他引以為榮。無論如何，作為軍令部派在檀香山唯一的一個間諜，被投放於美國太平洋艦隊駐地的漩渦中，使他感覺到了上司對他的信任與賞識，也常常為這一重任興奮得徹夜不能安睡。

自新田丸號從日本橫濱起航后，吉川猛夫腦海裡一直在適應森村正這個化名以及即將出任的工作。考慮到自己今后生死難卜的命運，臨行前，他特地租了間小屋子，接他的母親來東京一起生活了六個月，在袖珍大的屋外種了花草，竹籬邊栽種了南瓜，開了花，還結了果。他常陪母親到大宮八幡，蘆花公園等地游覽，那是短短人生中最美好的六個月。與母親分別時，他極不情願地告訴母親，要去遙遠的地方執行任務，今后會有很長的時間不能通信，母親那蒼白爬滿細紋的臉上，淚如泉涌，這情形讓他心如刀割。然而，為國效勞的責任感很快佔據了他整個的靈魂。必須拋開一切雜念，專心諜報工作，倘若有任何閃失，自己的命保不住，還會讓日本在國際上的聲譽受損。我衹能贏！他命令自己。

為了讓一切看起來合乎情理，軍令部與外務省協商，策劃一出由外務省公開招聘人員的廣告，這樣，著重學習了英語和國際法以及外交官禮儀的「森村正」，便順理成章地通過了外務省的考試。之所以將他安排於夏威夷領事館工作，是因為可以利用總領事的名義，向外務省拍發密碼電報。這是國際法中給予各國大使和總領事的特權。考慮到他的工作性質，全館十三位同仁中，衹有總領事喜多長雄(Kita Nagao)知曉其真實身份。

站在甲板上，他俯看著身材魁梧，皮膚黝黑的碼頭工人在溫暖的春陽下系著纜繩。岸上，許多穿著花襯衣，花裙子，手持花環的當地人，與穿梭於人群中叫賣的赤腳少年，給清晨的碼頭帶來一派生機和異國情調。他意識道：當踏上這塊陌生的土地時，迎接他的將是一個關乎國家前途的特殊使命，也是一次大顯身手的機會。小心，倍加小心，千萬不要讓自己的軍人儀態暴露出來。想到這，他調整了一下直挺的腰膀，又摸了摸已蓄長的烏髮，才滿意地跟隨興致勃勃的旅客走下舷梯，從一聲聲熱情的「阿羅哈」(Aloha) 問候聲中穿過，鷹眼在搜尋前來接他的日本領事館的人員。

夏威夷群島曾是一個擁有主權的獨立王國。1898年被美國吞並后的半個世紀，它衹不過是美國的屬地，尚未升級成為州，但它卻是美國在太平洋上重要的戰略軍事前哨。許多國家曾對夏威夷垂涎三尺，常常派遣軍艦在檀香山附近轉悠。精明的日本人另辟蹊徑，瞅著美國簽署《排華法案》而導致數萬華工離島，夏威夷面臨勞動力嚴重缺乏的大好時期，即與國王卡拉卡瓦簽訂了從日本輸入勞工的協議。十年裡，源源不斷輸入了十萬余日本移民。據四十年代的夏威夷人口普查統計，六十多萬居民中，就有十五萬日裔。

至於這些第二、第三代日裔，究竟是忠於美國還是日本？很難下定論。不過從他們紛紛辦理脫離日本國籍的手續中可以看出，出生在夏威夷的日僑，被美國生活方式全面覆蓋，衹能順應美國國情，便於今后就業或服兵役，而主動放棄日本國籍。吉川在領事館的表面工作，就是負責為自己的同胞辦理脫離國籍事宜，正是這項工作提醒了他，原本打算在第二、三代移民中發展線人的想法，是很不可靠，也不太實際的。看來自己得單槍匹馬去執行任務了。

當地的報紙即時報道了「森村正」的到任，以及「新田丸」號以五天零二十小時的速度創造了由橫濱至檀香山的航行記錄的消息。

總領事喜多長雄將吉川安排住在館裡的宿舍，並囑咐，外面形勢險惡，FBI時刻在監視他們，這是不容置疑的。今后一切活動定要小心謹慎。吉川邊聽邊環視二樓西邊自己的宿舍，又看看窗外，庭院裡的三棵椰子樹上已果實累累，蔭濃的芒果樹上，懸挂著無數驚嘆號似的青芒果。他欣慰地想，至少，這裡有一個他可以說心裡話的人。

到任不久，吉川猛夫便開始了工作。當時夏威夷群島的主要產業分為四大類，蔗糖收入三億美元，菠蘿收入三億美元，旅游業一億美元，而軍工產業卻是四億美元。他從報紙著手，不放過每一條消息，試圖從新聞「夾縫」中尋找蛛絲馬跡，如軍事基地施工現場的招工，軍方知名人士的來訪，日語學校是否應該繼續存在的問題等等，不分巨細，都剪下來進行分析。有一次，他在結婚欄目中看到: 當地女子於某月某日，與「西弗吉尼亞 」號（ West Virginia) 戰列艦的軍官在某地舉行結婚典禮。由此可以推出，此戰艦正停泊在珍珠港。他把剪下的消息藏起來，其余的統統燒掉。

然而，關於兵力的移動，艦隊的增減，不論任何國家，也不論是戰爭或和平時代，都作為軍事機密嚴加控制的。如果能查明駐地有多少兵力、作哪些軍事演習，就能分析出其意圖。所以，各國都在通過駐外使館、間諜、報紙、廣播等各種手段，尋思覓縫地去搜集兵力移動的情報。故情報搜集工作，不僅一時一刻也不能停止，甚至長達好幾年。

初來乍到，最合情合理的藉口便是去兜風觀光。「我得出去看看風景，也好留下個旅行見聞。」每次出門時，他不忘對身邊的同事說出這樣的台詞。衹見他穿著綠色西裝褲和鮮艷的花襯衫，頭戴夏威夷草帽，脖子上挎著一台望遠鏡，儼然一副觀光者打扮。一位不知情的同事善意地提醒他，最好不要到珍珠港那邊去，如果被哨兵抓住可就麻煩了。那我就到威基基海灘(Wakikiki Beach) 轉轉，他隨口敷衍著，內心裡卻想，那裡正是自己要偵察的目標呢！

出租車總是遠遠停在領事館對面好幾個街口以外。他這麼做是為了躲避FBI的人跟蹤。作為一個新到任的外交人員，職位雖然普通，但FBI並沒有掉以輕心，照例對他進行監視。幾次下來，發現，這位年輕的外交人員似乎就知道吃喝玩樂，常常出入酒吧，高爾夫球場，威基基游客區。而步子邁得最勤的去處即是一家名為春潮樓（Shinchoro) 的酒屋。由此可以斷定他是個名副其實的花花公子，把時間花在監視一個浪子身上，簡直是白痴。事實上，恰恰是這麼一個看似尋歡作樂的場所，卻成了吉川最隱秘的情報偵察點。

第一次去春潮樓是隨總領事去的。館裡就他們倆是單身漢。有一天下班后，總領事邀他出去喝酒，說是要為他單獨開個歡迎會。司機把他們送到了坐落在山上的春潮樓。

時隔七十余年了，據說春潮樓仍在營業中，吉川的故事也吸引了我的好奇，決定一探究竟。驅車從裡利哈街往北，再向左，一條蜿蜒小路引向阿萊瓦山頭 (Alewa Heights)，春潮樓酒屋便坐落於千家萬戶之中。

不巧正逢樓屋內部在裝修，這裡的第四代主人還是帶我由外及裡參觀了一下。這是一棟兩層樓的木房，后院有一個小巧精致的花園，濃密的樹下攀爬著紫紅、腥紅和粉白的九重葛，團團簇簇的繁花，爭妍斗艷。園中還聳立著一座假石山，走過微微拱起的小木橋，便進入了有著近百年歷史的酒屋。

主人如數家珍地對我講起春潮樓的歷史，曾祖父從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中隻身逃出，兩袖空空回到日本，十余年后打算重返三藩市，當客船途經檀香山作短暫停留時，他喜歡上了這裡，索性留下來，以極便宜的價格在荒涼的阿萊瓦山頭購置了一英畝地。當時山上除了蒼天古木和野豬外，沒有人家，想必是看中了這裡怡人的風景，他決定和年輕的妻子一道白手起家，自己鋪路，架設電線杆，埋電話線，在此蓋一棟兩層樓的酒屋。也就是1921年，酒屋開始對外營業。

這裡曾是電影、體育明星，歌手，相扑名人，當地政客，軍人，實業家等常常光顧之處。除了有上好的威士忌、啤酒、清酒和精美的壽司款待來賓外，酒屋還很用心地在日本招聘了幾位能歌善舞的藝伎，為客人助興。像這樣集飲食和娛樂為一體的富有日本情調的場所，在當時的檀香山可謂寥若晨星。

隨主人上到二樓，長方形的客廳內鋪著榻榻米，中間擺著可容納二三十人的矮桌，三面牆全是方格玻璃拉窗， 180度的海景十分壯觀，市容以及珍珠港一覽無余。這種格局與昔日有些不同，主人說，這裡曾是個娛樂場所，樓上被隔成幾個小間，更多一些私人空間，二戰之后改為純粹的餐館，隻接待18人以上的宴會。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吉川猛夫自傳裡描寫的那台供客人觀景的老式天文望遠鏡，居然還保留著，它孤零零地架在窗前，將幾十年來的風風雨雨默然看在眼裡。我走過去，將右眼對著長長的望遠鏡，從密密麻麻的屋舍向西南方向望過去，停泊著太平洋主要艦隊的珍珠港盡在眼底。這簡直是再理想不過的安全偵察地，當吉川無意中發現這塊寶地時，內心該是怎樣的狂喜！而這台望遠鏡，可以說是神來之筆。他不動聲色地在心裡盤算著：為了能常來此地，必須同這些老板娘和藝伎們成為好朋友。

總領事和吉川盤坐在榻榻米上，一邊喝著參蘇打水的威士忌，一邊聊天。總領事小聲說，樓下那兩個白人便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人員，他們在跟蹤我們。正說著，四位身著鮮艷和服的藝伎款款走過來，能說善道、長於周旋的總領事熱情地邀她們坐下，將吉川介紹給她們，客廳裡一下子變成了歡樂的場所。

面對芳尊花容，淺酎低唱，吉川感到說話次第脫序，舉杯維艱。迷迷糊糊之中由人挾持著進了臥室。待第二天清晨醒來，發現自己躺在一間小小的日式臥房裡，窗前那台長長的望遠鏡使他意識到身處何處。他起身朝著望遠鏡走去，西南方的珍珠港被鏡頭拉到眼前，鏡頭裡一艘艘軍艦正緩緩馳出珍珠港，吉川不由得吃了一驚，龐大的美國艦隊不是正在離港出航嗎？他凝神注視著，船隻進入寬闊的海洋后，驅逐艦展開陣形，重型巡洋艦和輕型巡洋艦也正在編制序列。整個檀香山此時仍在沉睡，而艦隊已悄無聲息地離開港口，漸漸消失在南方的海平線上。他突然有所悟，美國艦隊進出珍珠港的時間大多在早晨和傍晚。這真是上天賜予他的好地方，無需冒著被人跟蹤的危險，卻可以清清楚楚俯瞰軍艦的出入情況。他感到，自己正在揭開蒙在珍珠港頭上的面紗，看清它的廬山真面目。為了收集各種艦艇的名稱、數目和調動情況，他幾乎每天都要設法觀察，並把偵察到的情況發密電給東京。從此以后，他常常佯裝成酣醉淋漓的浪蕩公子，泡在春潮樓裡。后來他還發現，美軍多數戰艦通常在周末回港休整。

像隻勤快的蜜蜂，吉川猛夫鑽石覓縫，想方設法卻又顯出若無其事地探聽情報，顯然，他的工作不衹限於艦艇的停泊情況，還有其它方方面面，如，夏威夷的氣象，機場，兵力配備，移動等，凡是與軍事有關的一切事項，哪怕是商船，商業飛機的運行情況都要偵察，一個人的工作量著實不輕。他像演員般變換著花樣，購置了各種各樣的行頭，晚禮服，西服，運動服，夏威夷衫，皮鞋，拖鞋，帽子，勞動服，手提飯盒等工作道具。有時一天換三次衣服，一會兒喬扮成觀光游客，挎著嬌美的藝伎乘飛機在檀香山上空盤旋，一會兒變成聲色犬馬的花花公子，沉溺於酒屋，一會兒扛起魚竿，像當地人那樣去釣魚，或邀同事一起乘船去卡內奧赫海灣游覽，還爬上帕裡山頭觀察地形和風向。在他看來，哪怕將皮膚晒成黝黑這樣細小的情節，或在酒吧扮成菲律賓大廚，與美軍套近乎，都是諜報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50美金的薪水，外加600美元的間諜活動費，使他過得瀟洒自如，然而同事們早已看不慣這個穿紅著綠，常常深更半夜回宿舍的浪子，覺得他不務正事。

有人曾說過，一個國家的機器就像把槍，有兩個部門正如槍上面的刺刀，一個是軍隊，另一個是諜報機關。「知己知彼 」可謂諜報的代名詞。在明治時代，情報活動被日本人渲染為一種高尚的愛國職責，誠如代表國家參加奧林匹克競賽的運動員，或為國奔赴疆場的軍人，它體現了日本人強烈的民族感和武士道精神。吉川即是一個例証。他把諜報工作當成軍人的天職，為了完成使命，不畏衣衫襤褸，忍飢耐寒，甚至翻山潛海，哪怕從事苦力也在所不辭。

從吉川身上，可以看到日本匠人文化的影子，他對待諜報工作如同制做工藝品一樣執著、細膩、精致且全面。甲午戰爭之前，日本曾派遣成百上千的間諜，到全中國各地區收集情報，並按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地理、交通、金融、產業、民俗等方面分門別類整理，編篡成三大冊，共計二千三百多頁的《清國通商綜覽》，成為早期日本第一部有關中國的百科全書。從細密而深入的情報中，他們總結出，這個曾被他們頂禮膜拜的老師，如今不過是隻紙老虎，是一頭技窮術乏的「黔之驢」。甚至認為「中國人保守、頑固、愚昧、野蠻、骯臟、貪婪、好色、奢侈、懶惰、自大、虛偽、排外、殘忍、變態、不團結、無國家觀念等等，斷言支那國民性已經徹底墮落，成了一個老舊頹廢的民族。 」相反，認為自己是「優等生 」的日本人，在其心目中形成了一套優等生的邏輯：「指導落后的人民是自己的使命。指導落后的東洋各國也是自己的使命。」 「既然一百萬蒙古人統治了五六千萬中國人近百年，二百萬滿族人統治了二億漢人兩百年，今天憬然一新的日本，就完全有資格和能力來統治與管理中國。」這一邏輯的推演，為日本侵華作了輿論先聲。甲午戰爭不衹是輸在軍事戰備上，《孫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已被日本人有效地掌握並應用到實踐中。

從八月一日至奇襲珍珠港，中間不到128天，而吉川向外務省發出的密電多達五十多封。雖然他並不知道軍令部的計劃，但從十月下旬起，太平洋上空頻繁地出現無線電波，東京的電令如雪片般發來，內容不外乎詢問艦艇的所在位置和錨泊地，他隱隱臆測到，東京可能會有什麼大動作。他詳細而盡職地報告了希卡姆空軍基（Hickam )地各種型號的飛機數量，和緊挨著空軍基地的珍珠港海軍基地的艦艇數量。為了掌握美軍艦隊出入情況，吉川有時隱藏在甘蔗園裡，有時露宿山崗上進行偵察，有時干脆搬進了春潮樓。十二月五日晚他發出電報，三艘戰列艦已返港，並附上停泊在珍珠港內的艦艇數量。六日上午又驅車經過希卡姆機場，發現珍珠港簡直是軍艦大集合，兩艘航母也在。他喜出望外，又給東京發了電報。到了晚上，人已精疲力盡，想到是周六，艦隊不可能有任何動靜，自己也趁機休整一下，但內心有一種直覺告訴他，不能鬆懈，必須盡職盡責。他挺了挺疲憊不堪的身子，又跨出了宿舍。

接他的司機告訴他，周六晚上岸的美軍特別多，酒吧等娛樂場所隨處可見他們的身影。當車行駛到福特島(Fort Island) 附近，吉川定神一看，奇怪，上午停在那裡的航母和重型巡洋艦都不見了。他的心突然空了一截，還好，自己沒偷懶，這一發現讓他當即折回領事館，向東京報告:二艘航空母艦、十艘重型巡洋艦，已於六日午后全部出港。這是偷襲珍珠港前最后一封電報，且很快轉到了正向檀香山行進的三本六十五的手裡。甚至連吉川也不曾料到，第二天早上，檀香山將遭遇彈雨的洗禮。

十二月七日清晨，一個晴朗而又寧靜的早晨。珍珠港內，幾十艘深灰色的艦艇，安詳而又井然有序地停泊在港口。頭晚過量的酒精讓許多海軍官兵仍枕著波濤沉睡，平日總處在緊張的訓練之中，難得在周末放鬆一下，喝點酒，睡個懶覺。

此時，美國民航飛行員科妮莉亞•福特(Cornelia Fort) 駕駛的飛機，已翱翔在藍天上，她帶著學員於珍珠港附近進行起飛和降落的訓練。就在准備降落時，忽見一架軍機從北面向他們沖來，她迅速從學員手中取得控制擎，將飛機徒然攀升。此時她看清對方雙翼上各有一個比籃球還大的紅日標志。尚未等她反應過來是怎麼回事，衹見眼底下一大團黑煙從珍珠港冒起，緊跟著一架架轟炸機接踵而來。她馬上讓學員進行緊急降落。尾隨而來的那架日本戰斗機向機場和福特的飛機掃射一圈，僅留下一些彈孔，並未置他們於死地，隨即飛走。驚慌失措的他們，在震耳欲聾的炮聲中，戰戰兢兢地降落在珍珠港附近的民用機場。而此時，珍珠港上空已是濃煙滾滾，在濃煙中若隱若現的幾十艘軍艦，被炸得東倒西歪，油火從水面往上竄，成百上千的海軍就這麼葬身於睡夢之中，有的四肢給炸得血肉模糊。血和油鋪滿了整個港灣。遭受慘重襲擊的還有希卡姆軍用機場，幾百架整齊排列著的各式軍機幾乎全部癱瘓，以至空軍無力升空反擊。 「戰爭在三尺之外/開花，生命在一秒之內/結果。 」面對慘劇，一位正在附近捕魚的菲律賓人受了極大的震蕩與刺激，乃至幾十年后仍噩夢頻頻。

一連串雷鳴般的轟炸聲驚動了全島的居民，人們紛紛跑到大街上和海邊，有的按住雙耳，有的捂著嘴，驚恐萬狀地看著濃濃黑煙，魔鬼猙獰般地在希卡姆和珍珠港的上空狂竄亂舞，人們驚恐地叫喊著「噢，上帝啊！上帝啊！這是怎麼啦？」正在用早餐的吉川，聞聲趕緊跑到院內朝西邊一看，珍珠港方向濃煙四起，他還看到印著紅日的飛機從頭頂呼嘯而過。「戰爭爆發了！好大的濃煙啊！干得好啊！」他激動得淚水盈眶，回頭正看見總領事跑出來，急切地對他說，「我剛從短波廣播中聽到‘東風、雨’的暗號，戰爭爆發了，趕快燒毀密碼。」此時，日本的航空部隊烏鴉般正從北面進入檀香山，而收音機裡傳來美國播音員顫抖的聲音：「空襲！空襲！不是演習，軍人速回各自的崗位！ 」

很快，領事館大門外由美國警察保護起來。吉川見狀覺得可笑，他轉身和管理密碼本的同事趕緊跑到密碼室，反鎖房門，手忙腳亂地將密碼本以及一些重要文件放在在一個金屬盆裡焚燒。剛將最后一本扔進火堆裡，就聽到美國警察的吼叫和拼命砸門聲，他們被迫開門，隻見每個人手裡端起手槍或步槍喊道：「舉起手來! 」一個警察眼疾手快，從火堆裡揀起未燒完的密碼本，急忙用腳踩滅，揣進口袋裡，並從那位同事身上搜出兩本機要密碼，得意洋洋地離開了密碼室。

隨即，保護變成了拘禁，所有同事按性別，職員家屬分別被拘禁在不同的房間裡，不許交談，不准看報聽廣播，連削水果的小刀也給沒收。在緊要關頭，吉川並不在意自己和所有同事的安危，他已做好為國獻身的最壞打算，可是腦子裡塞滿一連串的問號，他急於想知道戰果，多少戰艦被擊中炸沉，是否連同船塢一起被炸得七零八落了？美軍幾百架戰機是否癱瘓？而這些鬧心的問題卻無從獲得，讓他坐立不安，衹好豎起雙耳，滿心滿眼地期待日本空軍的第二次襲擊。可是，期望落空了。

當被喻為「攻不破，摧不垮」的珍珠港慘遭襲擊時，美國大陸的人們正在觀看美式足球賽，賽事突然中斷，傳來的是羅斯福總統沉痛的聲音，「珍珠港遭日本人偷襲，二千多名美國官兵死於偷襲中。二百多架戰斗機被摧毀，四十艘戰艦被擊沉擊傷，損失慘重。這一天將遺臭萬年！」第二天，國會以壓倒性票數通過，向日本宣戰。隨即，全美國人民義憤填膺地投入到太平洋戰爭中。

有一種傳言，說當時處於中立態度的美國，實際上對偷襲珍珠港事件早已得知，為了獲得參戰的理由，便使用苦肉計。這似乎是一種不大可能的臆斷。根據美國國會「珍珠港事件聯合調查委員會調查」的資料顯示，在襲擊珍珠港之前半年和之后所破譯的日本密電數字來看，美軍破獲夏威夷發出的電報隻有三封，而馬尼拉和東南亞地區被破譯的電信總數多達七十多封。由此可以看出，美國把注意力重點放在了菲律賓地區，一直認為日本要通過攻佔南太平洋來點燃戰火，而忽略了夏威夷，以至不設防地讓如此多的太平洋主力艦隊集結在夏威夷。日本人採取的「聲東擊西」的戰略，使他們在偷襲珍珠港獲得了成功。對美國來說，這次嚴重的判斷錯誤讓他們啞巴吃黃蓮，有苦難言。

由珍珠港事件聯想到南京大屠殺，有個問題以往總纏饒著我，為什麼愛國主義可以讓一個熱血青年變得如此凶殘？為什麼一個恭順謙和的孝子慈父，一旦披上戎裝，進入戰場，就如同變了心換了肺一樣，可以殺人不眨眼呢？日本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民族？

這個困惑直到二年前，大陸著名導演陸川來參加夏威夷國際電影節時，才從他那富有爭議的影片《南京！南京！》中得到一點啟發，而他的演講讓我對「冷酷、殘暴、野蠻」等這些約定俗成的日本人形象有了多層次的認識。陸川為了拍這部影片，曾專程去日本，採訪了日本老兵，這些老兵看上去與其他國家的普通老人沒什麼不同，安詳隨和，然而從獲取的一批當初進入南京的士兵的日記來看，裡面記載了他們從沒有殺過一個人到殺很多人的心理過程，以及他們對同伴強姦中國婦女的看法等等。這些珍貴的資料改變了他的初衷，也就有了后來這部更人性化的《南京！南京！》他認為，人都有善惡兩面性，多數時候，惡的一面隱而不見，一旦發生戰爭等極端的事情時，邪惡就會釋放出來。何況，在日本軍隊裡，絕沒有人道主義這一課，有的衹是武士道精神和絕對服從的天職。

戰爭其實就是一種儀式，把很多不願意參戰的人，通過信仰、文化洗腦后派往戰場，在那裡，人有槍卻沒有約束，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包括槍殺和強姦，於是戰爭變成了一種集體狂歡，殺戮越多，不可一世的心態就會不斷膨脹，就會產生一種類似毒癮般的快感。

陸川在影片結尾，通過以擊鼓舞蹈來表現庄嚴隆重的日軍祭祀場面，是想要告訴國人，日本人是有信仰的，有文化的。一個民族的文化，往往積澱著這個民族最深層的價值追求和行為取向。在日本面臨危機時，有一種力量在維系著這個國家，這就是根深蒂固的武士道精神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民族主義。他們把捍衛國家的尊嚴和地位看得高於一切，哪怕為此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陸川以此來喚醒國人的反省。「究竟有什麼能把自己民族團結起來」是這部影片留給觀眾的一個思考課題。

經歷了一個多月的軟禁生活之后，領事館成員被秘密送往亞利桑那州。扣押期間除做一些鋸木磨石等粗活外，還不時要接受輪番審訊。作為外交官，雖無刑訊逼供伺候，但審訊官那生吞活剝的目光，讓人如坐針氈般難受。與其他同事不同，吉川畢竟是一名訓練有素，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間諜，再嚴厲的審訊，還是讓他像條光滑的泥鰍一樣溜脫，美方最終沒得到任何結果。野村大使在華盛頓措辭強硬地要求，美國交還所有日本外交人員。考慮到仍滯留在日本的外交人員的性命安危，直至珍珠港事件8個月之后，美國終於同意放行，讓他們搭上中立國瑞典的客船，由紐約市的哈德遜河出發，遣返日本。

就這樣，吉川在正義的法網之下，居然輕而易舉地逃脫了美國的審判，安然回到祖國。雖得到封官嘉獎，卻沒有得到重用，對於一心報效祖國的他來說，甚感失落。年輕氣盛的他哪能知道，為了國家的安全，日本海軍軍令部對於在戰爭中從海外撤回來的人，幾乎都不予信任，擔心他們有可能被敵國收買，卻又不明說，找個理由打發他們去海外作戰，死活不顧。這是一場軍國主義擴張的戰爭，而像吉川猛夫這樣的諜報人員，衹不過是這次戰爭中的一顆棋子，國家為了「保帥」，不惜採取一切殘酷手段來「捨卒」。缺乏見識的吉川，猜不透軍部的做法，他堅決要求留在情報部門，上級衹好安排他做一些無足輕重的工作。

二戰結束後，美軍對日本發起的珍珠港事件仍耿耿於懷，要將吉川所屬的海軍軍令三部五科情報部門的所有人員繩之以法。除課長和他聞風逃脫外，其余難以幸免，統統被判刑。幾年的逃難生活讓已結婚生子的他有家難歸，有親人不能相見，無奈遁入山門，自稱碧舟居士，在那裡修禪悟道。直到1951年美國宣布不再追究逃匿戰犯後，吉川才出山還家。

常常有人問吉川，充當間諜的動機是什麼？他說不清楚，人生當中，有些職業是出於自願，出於生存需要去做，像間諜這種特殊行業，不完全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它還冠以信仰、愛國主義等等聽上去堂而皇之的名義。

六十年代的日本，從戰爭中漸漸走出來，但殘留在人們心目中的戰爭創傷，仍以反省，悔恨，憎惡，悲愁等各種形式折磨著每一個人。吉川也是飽嘗這種人間苦惱中的一個。人們認為，他是美國的罪人，完全應將憤怒的洪水向他傾瀉，甚至本國的同胞也唾棄他，認定是他引來了原子彈。讓一個年紀不到三十歲的人全然扛起這筆生命巨債，連我們都覺得可笑。然而，由譴責帶來的精神折磨使他無法從中走出來，每天借酒澆愁。他想到自己出書，給國人一個交代，也是對戰爭的思考和反省。他認為，當時的形勢來說，日本並不單純是由於軍部的獨斷專行而投入戰爭的，而是由於在日本缺乏足以防止戰爭的權威人物和民意，才在不知不覺中走向了狂熱的戰爭。就他個人而言，他不是從一開始就理解這場戰爭而甘心情願地充當了間諜，更不是自己主動去要求承擔這項特殊任務的，他是被潮流裹著走上了這條當時認為是日本非走不可的道路。

在回憶錄中，吉川寫道：每當我反省由於自己的間諜行為而引起的殺戮，破壞，想到挽救祖國反而導致了祖國的慘敗時，天理良心使我無地自容，盡管我是受命者，但我提醒自己，決不能逃脫這個責任。我一直在想，將來如有機會，一定要去珍珠港，向陣亡者，向遭受過戰爭災難的人們去謝罪。

晚年的吉川猛夫與妻子在家接受采訪。

吉川猛夫時常光顧的春潮樓，如今人去樓依舊在，見證一段日本諜報史。

西維吉尼亞號戰艦遭受七枚航空魚雷和兩枚炸彈的襲擊，艦上的大火直到第二天才撲滅

日本代表團登上密蘇里號戰艦，等候無條件投降簽字儀式

十多年來，數度往返於太平洋島上的度假勝地塞班，有時住上一、二個月，卻從未到過與它隔海相望，僅幾步之遙的天寧島(Tinian island)。并非無閒時和興致，也非島嶼過小，過於荒蕪而無足輕重。相反，是它的舉足輕重，而不敢隨意造次，需作一番心理準備，充分的心理準備，方可登島。

由塞班去天寧，無渡輪，當地政府微薄的財政無力提供便捷的渡輪服務。是一架僅容納四人的小飛機，轟隆隆顫微微地，將面色蒼白，牙關緊咬的我帶到了天寧，１５分鐘，世上最短的飛行距離，卻是天上人間一線隔的驚魂旅程。

頂著驕陽與海風，心思已遊走很遠。島嶼於我並不陌生；借助各種史書裡繪聲繪色的描寫，我已耳熟能詳，彷彿踏上的不是新的旅途，而是故地重遊。之所以決意來一趟，無非是想到現場，去觸摸近七十年前，那驚天動地的瞬間的脈搏。儘管，那是毀滅性的一瞬間，尤其是對日本人來說。

這裡沒有讓你眼花撩亂的景致，原始部落的文化特質已所剩無幾。日治時代的繁榮景象也盪然無存。放眼望去，一條柏油馬路劈開叢叢簇簇，高過人頭的各色樹木。即使大白天在這路上，也會荒涼得令人發怵。然而，七十多年前，這裡曾是另一番景象；一望無邊的良田萬頃，屋舍如林，牛羊成群。如今剩下的，惟有掩映於叢林裡的斑駁歷史。

天寧島，多麼安詳，寧靜的名字。然而，自從有人類以來，島上便沒有安寧過。日本於一戰後從德國手上接管了除關島以外的北瑪里亞納群島（關島在美西戰爭後由美國接管）。群島位於日本的東南面，僅四個小時的飛行距離。出於戰略利益考慮，日本從本土、朝鮮半島和沖繩島遷來一萬多移民開墾拓荒，把這塊僅三十多平方英里的天寧島當自己的家園來經營。很快，荒島變成了良田蔗地，島嶼更是有了市鎮規模，人口近二萬。簡便的火車常常載著上千噸精製的白糖向著碼頭跑，貨輪客船穿梭於日本與各小島之間。這裡有工廠，碼頭，航運業，農貿市場，空軍基地，海軍戰艦，有醫院，學校，郵局，餐館，戲院，五金店，理髮店，廟宇，甚至藝妓館。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無疑這是天寧史上最繁榮的時期，那些弱小的土著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三等公民，有的甚至背井離鄉，被趕至其它小島。

與天寧的情形相似，塞班、羅他等北瑪里亞納群島上遍佈日本移民和軍隊。安悠的日子本可以就這麼順心地過下去。可日本人不安分，莫大的野心讓他們逐步去實現領土擴張的計劃。他們佔領朝鮮半島，發動侵華戰爭，在東北建立起龐大的勢力，將鋒利的爪子伸向亞洲，還把戰略棋子佈到夏威夷和美國加州，讓日本人滲透到美國本土，最終偷襲珍珠港和關島，挑起太平洋戰爭。

正在岸邊觀戰的美軍，扭頭發現自家後院起了火，迅速扛起背包拿起槍，旋即投入戰鬥中。那是一個聞所未聞之地－－塞班和天寧島。美軍花了２６天，以慘重的傷亡代價方奪取塞班。繼以採取聲東擊西的戰術攻打天寧島。那時那刻，天寧島上地不寧；如雨的槍彈，如雷的跑聲，如注的熱血。許多接到陣亡通知的美軍父母，噙著眼淚，試圖在地圖上尋找兒子為國捐軀之地，最終一無所獲。美軍９天拿下了天寧島。為爭取時間，給下一個重大任務作鋪墊，進攻時，美軍首次使用了新的凝固汽油彈。此彈如火球，一夜之間，把島上的甘蔗林焚為灰燼，屋舍成了廢墟。今日的天寧，看不到像夏威夷那樣千年百歲的蒼天古樹，島上繁茂的叢林，皆為二戰後重新投胎來世的。

攻下天寧後，美軍將日本戰俘安頓至塞班，移民遣送回國，便馬不停蹄，在這裡駐軍修路，興建空軍基地。一時間，島上軍人陡增至十五萬。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天寧島已覺察到了這個份量，隱隱地，預感到將有不同尋常的事發生。

一條由南至北，直抵北部空軍基地的道路修成了，取名為百老匯大街。與其平行的是第8街和Riverside，42街與它們交叉而過…這不是曼哈頓麼？的確，天寧與曼哈頓可謂形似神也似，恰如一對孿生姐妹。索性，思家念國的美軍將曼哈頓的主要街道名稱都挪到了天寧島上，以畫餅充飢之式安撫軍心。其它街名還有華爾街，唐人街， 中央公園，砲台公園等等。從此，曼哈頓有了個影子，投在太平洋島上。巧合的是，制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居然選擇了這個影子作為它執行所在地。

汽車行駛在舊日的飛機跑道上。不易看出，這裡曾是二戰期間世界上最大的軍用機場。當時美軍僅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日夜趕工，修築了一個擁有六條跑道的大型機場，每條跑道皆有十條航線，每條航線長２英里，一眼望不到邊。五百來架銀灰色B-29長程轟炸機紛紛降落在航道上，檢閱似地排列著，鷹氣十足，場面蔚為壯觀。這個面積小於曼哈頓的天寧島，如同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艦，甲板上滿載著新型B-29轟炸機和幾百萬加倫的燃油。讓官兵們匪夷所思的是，堪稱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機場，怎會選擇建在連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彈丸小島上？

自然，它有它存在的理由，太平洋幾個島嶼的爭奪戰之慘烈，野蠻的日軍甚至將美軍俘虜刺死，割下其生殖器，將拍下的照片寄去美國。在西方國家，人們對那些出於人道的戰爭慣例已達成共識，但對ㄖ本人來說，這些顯然毫無意義。面對日本的囂張與殘暴，美軍不得不重新思考戰局。沒多耽擱，一個驚駭而不為人知的「曼哈頓計劃」，在總部曼哈頓悄然而緊張地醞釀起來。那計劃便是原子彈的製造。攻打北瑪里亞納群島，是美國為投放原子彈所作的鋪墊，是一步儘快結束戰爭，減少傷亡而策劃的極為關健的棋子。天寧地理位置和環境的優勢，成了美軍執行這一任務的最佳地點。它距離日本本土近，飛機在執行任務期間，來回中途無需加油。也正是這一步棋，將天寧這麼一個無名小島推到了世界重大事件的舞臺中心，成為全球一時矚目的主角。

小心翼翼地走近兩枚原子彈裝載的遺址，唯恐踩著了哪根引線或碰觸了它們的開關，即使是幾十年後的今天，一想到它，我仍止不住發抖。一直緊繃的神經，因木牌上注明的兩個名字而鬆懈下來。「小男孩」，「胖子」。彷彿談論的是孩童的玩具，而不是具有毀滅性的武器。

取這樣的趣名，不像是軍人的作風，倒符合科學家們的幽默與浪漫。試想，在杳無人跡，黃沙漠漠，與外界隔絕的低矮的研究室裡，不是一、兩天，而是數百天的面對一個超強武器的研製，更何況，嚴密緊張的工作背後，還背負著道德的問責。如沒有一點點的詼諧作調劑，常人是很難挺得過吃得消的。

最初，美國對研發原子彈這樣的陌生事物並不重視，倒是那些從德國和歐洲其它國家逃亡來美的猶太科學家們，得知德國正在製造原子彈，心急如焚。飽受納粹迫害的猶太科學家們深知，如果德國搶先製造出原子彈，人類將面臨史無前例的災難。以愛因斯坦為首的科學家曾兩次上書，力圖說服總統羅斯福研製原子彈。始先，國家勉強同意，撥給科學家們六千美金作為研究經費，與後來所耗二十億美金的三枚原子彈的費用相比，有著天壤之別。可見，美國當初並沒有把此事真正放在心上。直到珍珠港事件爆發，才加速了這方面的認知。其實，二戰期間，日本也在神不知鬼不覺地研製原子彈，所幸並未得逞，國內金屬鈾和鐶的嚴重缺乏，使他們不得不放棄這一計劃。

然而，在成千上萬研發原子彈的科學家隊伍中，居然沒有倡導者愛因斯坦的身影，極為謹慎的FBI對這位天才物理學家存有戒心，懷疑他對美國的忠誠度。擔任原子彈研究實驗室主任的，是一位紐約出生的猶太裔物理學家奧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雖然安全部門也曾強烈反對，但奧本海默的思想和非凡的領導才能，讓主持「曼哈頓計劃」的戈羅夫斯將軍不顧反對，委他以重任。在奧本海默本人看來，他承受的不是研究難度，卻是巨大的精神壓力。

原子彈第一次試驗的日期在即，前往基地之前，奧本海默與愛妻告別，如果實驗成功，他會發來電報告之：「你可以換床單了。」愛妻從花園裡摘下一片象徵幸運的四葉苜蓿送給丈夫，祝他好運。他心裡清礎，在是非難定的任務面前，沒有好運，只有霉運。儘管後來他的成就不亞於任何一個諾貝爾獎得主，但奧本海默終生無緣問鼎該獎。諾貝爾奬組委會這麼做，應有他的考量。對於奧本海默的功績，美國還是給了他一個名符其實的封號「原子彈之父」。

波茨坦會議時，美國總統杜魯門是作好了兩手準備赴會的。如果日本在會議上接受了無條件投降，那兩枚原子彈就不會有用武之地，不必要的死亡和生態破壞均可避免，那將是最圓滿的結局。可日本人不是那麼輕而易舉善罷甘休的。從幾個月來美國對日本的連番轟炸可以看出，當時日本領土的死傷、破壞率並不小於兩枚原子彈的投放。而有著武士道精神的日軍是不到黃河心不會死的。戰爭如果無限期的延續下去，將比原子彈所造成的傷亡更大。

閉上眼，彷彿又看到七架B-29轟炸機，在黎明之前，循著長長的跑道輕盈騰空，升入浩渺神秘的黑暗中。隆隆的，重重的，聲聲入耳，灌注全身。二戰期間，波音公司為美軍生產了數千架B-29，並沒有派一日千里的戰機當任原子彈的運送任務，而是將這秘密武器拆開，分別用軍艦從舊金山運至天寧。艦船穩妥些嗎？亦不儘然。印第安納波里號巡洋艦的厄運便是一個好的佐證。可以說，她是不幸中的萬幸，至少她在完成運送兩原子彈最主要部件至天寧後，才慘遭日本兩枚魚雷擊中，僅12分鐘後船沉入海底。曾風靡一時的好來塢電影《大白鯊》裡有那麼一段著名的對白。從那次海難中存活的印第安納波里號退役的軍人昆特，向警長和鯊魚研究者回憶當時的情景說，「1100人落入水中，只有316人存活，鯊魚奪走了其餘的。那是宿命，誰叫我們運送原子彈呢。」難以想象，幾百人在海裡被鯊魚撕咬的駭人慘烈的一幕。那次事件是美國海軍歷史上最大的一場災難。

8月6日清晨，一架以機長保羅•蒂貝茨（Paul Tibbets）母親命名的B-29艾諾拉•蓋伊（Enola Gay）在廣島投下了改變世界文明的原子彈。閃光，火球，煙團，蘑菇雲。一個城市幾萬名生命在瞬間消失。

機長蒂貝茨後來接受採訪時肯定地說，他從沒有後悔過，因想到可能會有一百萬人將死於戰場，他對自己所執行的任務絕無歉意。從他活到92歲的高壽來看，幾十年來輿論的譴責完全沒有影響他的信念。由29歲執行任務的那一刻，到92歲生命的結束。他一直堅持著自己一貫的看法。相比之下，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卻沒有活得那麼瀟洒。他很明確自己所做的一切，曾說，「我是死神，是世界的毀滅者。」他很清楚，大家都注定要生活在永久的恐懼之中，但是，他認為，這樣一顆炸彈有可能結束所有的戰爭。事實也是如此。二戰因之而結束。從另一個角度看，他何曾不是許多因戰爭提早結束而免於一死的人之救命恩人？

且看日本，如果不是兩顆原子彈，還有什麼能讓他們放下手中的屠刀，停止拿中國人的性命去做毒化武器試驗的殺戮。無需原子彈，南京三十萬民眾已死於他們的魔掌之下。即使原子彈事件之後，仍有許多主戰派抗降，他們跑去皇宮，豈圖偷走日皇第二天將要宣佈投降內容的錄音帶。我以為，日本武士道精神只是用於日本臣民，是天皇為控制民心而強調的一種政治宣傳。其實，日本人民何曾不是死在他們的天皇手中，死在他的軍國主義的暴行中？追根溯源，倘若沒有日本的侵略，抑或天皇在關健時刻顧及百姓的生死，在波茨坦會上同意無條件投降，慘案就能避免。真正要以武士道精神處置的是天皇本人。而他，在受降時，唯一考慮的是自己如何逃避懲罰。恥之一字可以治君子，唯有痛之一字方可治小人。應該說，美國人很了解日本，對他們採取了以痛治小人的方式，更了解日本人對天皇的情結，降後放他一馬。

天寧島忙亂了一陣之後，又陷入了長久的寂寞，它需要寧一寧神，平一平心跳，即便有人在這裡平地起高樓，荒島設豪華賭場，終究是不合時宜而孤掌難鳴。事實上，這裡並不適合遊客如織的喧鬧，只提供給對歷史有觸動的人，來與之靜靜地對視。只能是這樣，靜靜的，去解讀，去反思。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島不在闊，有史則名。小小的天寧島，資歷已不淺，談及二戰，它是一個無法繞過去的話題。歷史因這一事件將它記了下來，千年也不會忘記。然而，顯赫的功績轉眼凋零，喧騰終歸只是短暫的別名，唯有常態更適合於這純樸美麗的島嶼。

外子在他的船上向天寧島眺望，估摸我返回的時間。只見天寧的上空升起一團蘑菇雲。「真是不可思議！」見面時，他迫不及待告訴我所看到的奇觀。我心一顫，這莫不是七十年前存留的精魂再現。

機長保羅•蒂貝茨（中）與艾諾拉•蓋伊號機組人員。

美軍們正焦急地等待艾諾拉•蓋伊號返航。

投擲廣島的“小男孩”

投擲長崎的“胖子”

露氣生涼透碧紗，

笛聲不斷是誰家？

一杯清酒殘陽里，

閑看籬邊鳳尾花。

2015年8月8日于檀香山

翻看父親陳邁眾收藏的一些黑白老照片，其中有一張是董必武、賀龍與父親所在的湖南皮影隊成員的合影。站在父親右邊的，是一位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的中年男子，他那詩人般憂鬱的藝術氣質，格外與衆不同。我好奇地問父親，此人是誰？

他是田漢先生！你不認得？

認得，當然認得。田漢的大名，如雷貫耳。曾看過他的《名優之死》、《文成公主》、《關漢卿》、《揚子江暴風雨》、《金鱗記》、《謝瑤環》等戲劇，他的《畢業歌》、《天涯歌女》、《四季歌》和《梅娘曲》是那個時代的流行歌，而他創作的《國歌》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誠然，與這位可親可敬的偉大劇作家照面，還是第一次。照片中的田漢，天庭飽滿，劍眉凝目，鼻如懸膽。衹是沒想到，才華縱橫的田漢竟是那麽英俊儒雅。

相片中爲何父親站在中間而田漢在側，似乎不合常規，主次顛倒。是田先生主動謙讓的，父親解釋道，「拍照時，他請新華社記者稍候，把我讓到賀老總身邊，說，我經常跟他們合影，你機會難得。當時成了一段美傳，覺得他尊重基層幹部，待人厚。」

您與田先生熟悉嗎？熟得很。提起田漢，父親的情緒熱絡起來。

「我和田先生相識在1956年。應該說，先認識田先生的弟弟，田洪，也叫田老三。我們曾在湖南省湘劇團共事，他任團長，我任新落成的湘江劇場經理，后兼省湘劇團副團長。我們相處如兄弟般。上世紀中，湘江劇場和省湘劇團屬同一個單位，位于最熱鬧的坡子街，火宮殿對面。每晚散戲後，我們就橫過街到火宮殿，吃幾分錢的香辣臭豆腐，糖油粑粑，和熱騰騰的豬血湯等。午夜時分的火宮殿仍人聲鼎沸，烟霧繚繞，裏面聚滿了觀衆和演員，熱鬧非凡。田老三常常在此時説些田漢的逸事；他們在上海成立南國社，窮得睡亭子間，一群人常常吃過晚飯，即愁第二天早餐的着落。還有在廣西桂林舉辦戲劇展覽會的情形。田老三一直跟著長兄田老大，他從小因家窮，沒讀多少書。同一個家庭，而田漢際遇不同，八歲父親去世後，幸得舅父的培養與資助，還將他送去日本留學。」

雖未見其人，但父親的腦子裏已灌滿田漢的故事，而感受到他的名氣是去武漢之後。1954年10月1日，繼湘江劇場開張不到十天，規模較大的湖南劇院落成開張，位于繁華的五一廣場，當時看起來很大，很氣派。田洪調去湖南劇院任經理。以往長沙衹有一些小劇場，僅能供湘劇、花鼓戲等當地劇團表演。1952年，當轟動一時的蘇聯藝術代表團來長演出，雖然成員中不乏蘇聯著名芭蕾舞演員烏蘭諾娃，和世界著名的木偶藝術家奧布拉兹佐夫等一流表演藝術家，省黨、政、軍領導也極爲重視，卻苦于沒有像樣的場地接待貴賓，衹好安排在南門口的有色禮堂演出。湖南劇院的出世，爲本地與外地演出劇團提供了更多交流的平臺。一年内新起了兩個劇院，當務之急是請些大劇團和名角來撐臺。田洪和父親被派去武漢聯係演出事宜。

武漢當時是座大城市，直轄市，劇團多，名角匯聚而高不可攀，長沙衹不過是人口三、四十萬的小城市，好的劇團很難光顧長沙。父親覺得這趟差事的壓力很大，一路上揣揣不安。一到武漢，他萬萬沒想到，一些大劇團，名角們都紛紛出來熱情接待；飯局應接不暇，著名京劇老生，武漢京劇團團長高百歲，漢劇花旦陳伯華等都紛紛出來請吃飯，以劇團的名義請完又以私人名義請，還安排觀摩了幾場演出。這個二十四歲，從瀏陽鄉村裏走出來，從未出過省，衹能在火宮殿消費幾分錢臭豆腐的父親，哪裏受過那樣高規格的接待。在武漢所見的世面和禮遇皆仰仗田漢之名。得知田漢的弟弟和家鄉人來聯係演出事宜，誰都會給面子。武漢之行，他們爲長沙人民帶回了武漢的京劇，漢劇和楚劇等優秀劇目。

第一次見面，父親分明感受到田漢的人格魅力和對戲劇事業的注重，那是在1956年5月，作爲全國人大代表，田漢與湘籍歷史學家、時任北大副校長的翦伯贊一同來長沙視察。田漢當時是文化部藝術局局長，戲劇家協會主席。視察完省湘劇團後，父親又陪同他們參觀了位于樊西巷湘劇二團的宿舍，演員的住宿條件讓田漢揪心的痛：「上下兩層樓房住了140個人。樓下大廳住了十幾戶人家。隔一層帳子便是一家。單身藝人兩個人一鋪。也有青年女演員住在兩對夫妻的當中的。人既擁擠，地也潮濕，身體和精神的健康都不能保證。屬於國營的省湘劇團，與民營的湘劇二團之間相比，藝人的表演技藝無甚高低，但待遇卻有天壤之別。」

田漢是個有柔情，也有豪情之人。湖南，廣西，上海一路的視察讓他耳聞目睹了戲劇演員的不公待遇。窮苦家庭出生的他，能體會到藝人的疾苦，甚至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肝膽，面對藝人的處境，他不能保持沉默。「國家已解放多年了，而劇團和藝人的生活條件仍很糟糕，這説明我們政府對戲劇重視不夠，沒有關心演員的生活。」他公開爲戲劇呼籲，爲藝人請命，在戲劇報上連發了《必須切實關心并改善藝人的生活》，《爲演員的春天請命》兩篇文章，覺得不夠，又將此事專門向周總理作了匯報。他不善於識別政治風向，更不善於周旋于官場的人際關係。此舉無形中讓當地文化官僚難受，成了日後整他的材料和證據，認爲他與政府對著干，反黨反社會主義。正因爲這種真誠待人，直言率性，胸無城府，講情重義的個性，田漢給父親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覺得田先生是個不可多見的男子漢，爲戲劇藝術有所擔當。

隔年，文化部在北京召開全國戲劇巡迴演出會。每省派一名代表參加。父親作爲湖南省的代表去參加這次會議。田洪聽説父親要去北京，便托他帶些瀏陽豆豉和火焙魚等土特產給他在北京的老母親。父親住的文化部招待所，離田漢母親的家僅幾步之遙。聽見鄉音，八十多歲的田老太易克勤喜不自禁，情感立刻靠得很近，定要留父親吃飯，還拿出平日捨不得吃的南北各地點心招待父親。老人家身子硬朗，平日搬著小板凳在院子里松松土，種點絲瓜，苦瓜等瓜菜。她耳聰目明，有時還做點針綫活，納納鞋底。在京期間，父親晚上得空就去看望老太太，有時就在老人家那兒吃晚飯，老人總是做些豆豉辣椒蒸火焙魚，干豆角蒸肉家鄉菜招待父親。她家裏常備有湖南的腐乳。田漢也常過來吃飯。父親看了看田漢對老太太說，她兩個兒子的頭都很大，是「大腦殼」。  「大腦殼」是鄉裏土話，稱當大官的人是「大腦殼」。老太太聽了直樂，田漢聞之不由自主地摸摸禿頂的大頭。

父親常去拜訪田先生。他和妻子安娥住在細管胡同9號院。入四合院，庭院不大，内有一棵田先生親種的棗樹。拾階跨檻，便入廳堂。廳堂很大，約有七，八十平方米。入眼是一排排書架和架上的書，簡直就是個小型圖書館。曾在圖書館工作過的父親，從未見過私人藏書如此豐富的。秘書黎之彥說，田先生家每間房都是書，他的藏書恐有十萬冊。靠東邊的窗戶旁擺著一張舊式的大辦公桌，周圍幾張木椅圍繞。安娥出來打招呼，她也是知名劇作家。父親提及他很喜愛她作詞的《漁光曲》，身子不大好的她謙遜地點頭笑笑，便退下，留下父親和田漢可以自在地說說家鄉話。那時人們的交往很簡單，無等級觀念，無利益關係，有的是鄉親鄉情。除了在公衆場合父親稱田局長外，私下裏都叫他田先生。

他們一起散步，有時走著走著就到了歐陽予倩家。歐陽予倩與父親是瀏陽老鄉，而田漢出生的果園鎮離瀏陽不到一百里。百里之内居然出了兩名戲劇藝術大家。巧的是，兩人先後都留學日本，同在上海從事戲劇事業，共同在桂林發起西南戲劇展覽會，最後都落脚於京城，兜了一大圈回來，又成了鄰里。是命運，也是緣分。

兩位戲劇家都很健談，他們先是饒有興趣地向父親打聽，以前常去看戲的戲臺子是否還存在，演什麽戲？哪些學校是否還在？以及家鄉的人事，最後總是三句話不離本行，詢問最近排演哪些劇目，他們就如何讓湖南的戲劇在北京打開局面，在傳統戲劇上如何創新等，提供了許多意見，三個人聊起來沒個完。田漢對家鄉戲劇方面的情况問得很過細。還托父親將他的建議帶回湖南，讓湖南省湘劇團以外的班底（二團，三團，四團），有機會參與彩排演出。還請省文化局考慮，讓即將來北京演出半個多月的湖南戲劇藝術團，也向中央做個匯報演出。父親很欽佩兩位戲劇家在文藝方面的造詣，與他們的交往，父親無形中受到藝術的熏陶，而田漢剛正不阿的品性和人格潛移默化地熏染著這個後生。「近墨者黑，近朱者赤。」父親的個性，跟田漢很相似；樂於施助，嫉惡如仇，不會見風使舵。

有了田漢的牽綫搭橋，父親在北京慢慢建立起了人際關係。56，57，58三年裏常跑北京聯係演出，當以湘劇，花鼓，漢劇，祁劇等各種劇組成的湖南戲劇藝術團，浩浩蕩蕩來到北京參加全國匯演時。父親的頭銜暫時換成了湖南戲劇藝術團的秘書長。他馬不停蹄地跑到中央各部委，大專院校聯係、訂合同，簽約演出。藝術團的演出遍佈國務院，中南海，組織部和宣傳部，進入京城十八所大專院校和中小學少年宮等單位。中央領導包括毛澤東，周恩來，賀龍和董必武都觀看了湖南藝術團的演出。光進中南海演出就有兩次。而這些來之不易的機會皆有田漢在背後默默地支持。

有次，田漢吩咐秘書，在中南海國務院禮堂，爲湖南省湘劇團安排了一場給中央領導的匯報演出，劇目是《拜月記》，由湖南省省長程潛陪同，周恩來，賀龍，董必武等中央領導在大衆戲院觀看了演出，對該戲的表演藝術大爲贊賞，尤其是彭俐儂那圓潤，甜美的唱腔，以及旋步若風的優雅身段讓人嘆爲觀止。出戲院門口時，大家意猶未盡，仍站在微涼的秋夜中閑聊。周總理很客觀地對父親說，「你們的戲演得那麽出色，戲服卻如此遜色，兩者懸殊太大啦。湖南省有千萬人口，每人出一個銅板，都足夠製些漂亮的戲服了，是你們省長捨不得出這個錢吧。」旁邊的賀老總心直口快，說我是湖南人，我先湊一個銅板。董必武聞之，附和，我雖是湖北的，湖南湖北是一家，我也湊一個銅板。總理哈哈大笑，說，不用你們出。我來出。父親以爲總理採用激將法，意在引起頌公程潛的重視。未料，隔日上午，一輛國務院副秘書長辦公室的寬敞轎車駛進父親所在的招待所，接父親去國務院領錢，又專車將父親和一萬元票據送回。一萬元在當時是很大的數目，父親一個月的工資才四十多元。他永遠都忘不了那一刻；感覺不是乘車回來的，而是隨白雲飄回來的。他當即到銀行，把錢轉到湘劇團的賬上後，始信那不是一場夢。演員們更是激動得一夜不寐，他們倍感榮耀。劇團用那筆錢在蘇州買了一批綾羅綢緞，回來縫製戲服。總理如此細緻的關懷和田漢的支持對父親觸動很大。他那時有兩個夢想，就是讓中央領導看到湖南的戲劇，更希望湖南戲劇走向世界。在短短幾年里，這兩個夢想都實現了。當時父親還不到三十歲。

1956年，由何德潤，譚德貴，吳菊生和王福生四位老藝人組成的湖南皮影隊上北京，與福建漳州的布袋木偶劇團和泉州的提綫木偶劇團一起，作出訪捷克，波蘭，蘇聯三國之前的緊張排練。田漢幾乎是天天坐鎮，對每個節目可謂千錘百煉，精益求精，還不時請翦伯贊，歐陽予倩，中國戲曲學院院長張庚這些大藝術家（四位全是湖南人）來觀看，提意見。這種親歷親爲，敬職敬業的精神，在現代官員中已不多見。

第二年九月底，當湖南皮影隊出國訪問回來，田先生又安排他們在中南海懷仁堂作歸國匯報演出。演出之後留下了這張珍貴的照片。照片上的父親是頭一次西裝革履，他自嘲地解釋道，「當時我身上穿的是一件泛舊的中山裝，田漢先生建議，以後見中央領導和外賓，應穿得像樣點兒。我衹好向皮影老藝人何德潤借一套他出國的西裝，向另一位老藝人譚德貴借雙皮鞋，臨時對付。西裝和皮鞋都大一截，領帶也不會打，當時窘得很。」看著用大幾號的西服包裝起來的父親，英俊瀟灑，我安慰父親，多麽難得的照片，既珍貴，又讓兒女看到，當年父親的英姿。

正當皮影隊準備回長沙時，接到周總理的指示，留下來參加慶祝蘇聯11月7日的「十月革命節」活動，届時有一大批蘇聯代表團來訪。蘇聯是大國，是老大哥，中國政府對此極爲重視，在北京中山公園搭了十幾個戲臺，安排全國二十多個劇團演出。記不清有多少次，總理看過湖南皮影戲，祇記得有次在北京市少年宮，爲中央直屬單位演出，周總理也來了。他問父親，爲何湖南皮影那麽受歡迎。父親說，不像許多地方戲劇，《鶴與龜》，《倆朋友》劇中沒有對話和唱腔，完全是靠表演和音樂吸引觀衆，如白鶴的脖子扭動如蛇，黑眼珠滴溜溜轉動有神，這樣栩栩如生的表演，無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能看懂。周總理反應極敏捷，說，我看皮影戲也可以像乒乓球一樣，起到外交作用。父親聽了内心感慨不已，眼前真不愧爲一名優秀的國家總理。

田漢先生對湖南戲劇藝術的扶持，父親銘刻在心，無以報答，恰逢皮影隊在北京東安市場一個小劇院演出，哈爾濱，唐山等地的皮影劇團的代表趕來觀摩。時任湖南木偶皮影劇團團長的父親借此機會，特意在王府井一家「奇珍閣」的湘菜館的包間，開了三桌，宴請田漢伉儷和代表團。父親是個有心之人，他事先買了一面紅色錦旗緞面，備了筆硯。待酒酣話熱之際，父親恭請田先生爲湖南木偶皮影劇團題詞。田先生性格爽快，滿口應承。三十來人里三層，外三層地圍著一張圓桌，有的磨墨，有的壓緞面。衹見田先生沉吟半晌，揮毫時一氣呵成，「皮影在中國有悠久歷史。湖南原不以此著聞，祇以藝人和新文藝工作者合作，六七年來努力不懈，五四年全國皮影木偶匯演中逐受國家獎勵，五六年派赴東歐，五七年又赴西歐，通過表演完成人民給予的任務，其所得榮譽殆非藝人們夢想所及。我們缺點尚多，製作的精美還趕不上全國水平，劇本與演唱也得努力改進，應朝内容多樣，色彩鮮明，成爲向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兒童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重要武器之一。湖南皮影木偶藝術劇團留念。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三日 田漢」。

田先生筆下功力深。近一百六十五個字中包含了皮影發展的歷史，發展，成績，以及中間的不足。内容中肯，字裏行間道出文藝前輩對新成立的木偶皮影劇團所寄予的厚望。自研書法的家兄陳建以爲，田漢先生的字宗二王（王羲之父子），行筆流暢，字體雋秀，有著扎實的書法功底，是典型的文人字。當時全場嘖嘖贊嘆不已，個個歡叫出聲。父親十分珍惜這份題詞，回長沙后，將田漢的墨寶和出國帶回的資料，禮品一起，陳設在團部一間展覽室的玻璃櫃中，供人們參觀。

與田漢先生之交往，差不多已有十年光景。而這段時光對父親一生從事戲劇事業影響至深。儘管1965年始，已聞一些對田漢不利的風聲，父親并沒有回避，去北京開會時照舊拜訪田漢和田母。他心裏有桿秤，知是明非。田漢當時情緒并不好，心事重重，但隻字不提自己的遭遇。一聽到父親所受的冤枉時，他會激動起來，義憤填膺，反過來安慰父親。臨走時連連交代，有空就來，有空就來。曾經高朋滿座的細管胡同9號，一變而爲凄清冷落，政治的貶損，讓他咀嚼出世道炎涼；身邊的舊友相繼落難，怕事之人皆避而遠之。父親無畏，幾乎天天去看他，衹是對這位前輩的擔憂與日俱增。

1968年12月10日田漢不堪侮辱與迫害，含冤悲慘離世。而監獄外面，成千上萬的學子正唱著他寫的《畢業歌》，走向廣大的農村。他們怎知，這個有無數筆名的大戲劇家，國歌的詞作者，最後離世時卻被人以「李伍」的化名火葬。可憐那近百歲的田母，與長子的最後一面，是在她家裏，她親眼看到兒子被帶走，驚慌失措。兒子告訴她，我會回來的。這位堅强的「戲劇母親」一生常伴兒子身邊，無論是在上海辦南國社，還是在廣西抗日宣傳，上舞臺扮演角色也好，爲演員們做飯也好，她從沒怨言，總是默默地支持兒子的創作，支持兒子抗戰救國。她堅信，兒子是無辜的，很快就會回來。然而老人家望穿秋水，即便百歲壽辰也盼不到兒子的身影，兒子臨終前想見老母一面的要求被粗暴拒絕。至死她也不知道，兒子竟離她而去整整三年了。每觸及這些回憶，父親就鼻子發酸，眼泛紅。太慘了，實在是太慘了！

文革風暴時，劇團被解散，演員全下放，差不多五年光景。當劇團恢復，父親由臨武調回長沙時，劇團已面目全非，檔案資料大都失散，十幾年的劇團發展史毀於一旦，祇剩下一塊空招牌。有一天，父親驚見，田漢先生的墨寶居然被用作蓋揚琴擋灰塵的布，左下角「田漢」二字給刻意塗抹，無法辨認。人遭難，連手跡也跟著倒霉。更有甚者，這塊墨寶不久竟被棄於垃圾堆，連遮蓋揚琴的資格也給剝奪。在人命都不保的年月，誰又去在乎一個「反革命」的手跡呢？睹物思人，多少往事，倏忽重現。父親既難過又内疚，覺得對不住田先生。人的命運他無法掌控，但這份手跡無論冒多大風險，也要悉心保存，讓它免遭像田先生那樣的玷污，更不能有人琴俱焚之憾。因此，在文革的暴風中，失散的什物不少，此物安然闖過來了。處在那樣的是非年代，對於自己尊敬的往者，他能做的僅此而已，也算是對先生有個交待吧。

老照片讓父親的心思又回到半個多世紀前。已是84歲高齡的他，首次從箱底將這塊墨寶拿出來，講述它的來龍去脈。他無心將它占爲己有，衹是不確定，如將它交還於劇團，是否被善待，而劇團的去留，生命力有多長，也是他的考量之一；倘若劇團再經沉浮，手跡的命運也跟著重蹈覆轍，那是他最不願看到的。但他必須把它拿出來，與後人鄭重商量這塊墨寶的命運。做子女的完全能理解父親的心思。毫無疑問，此物當捐，是捐省博物館，還是劇團，暫未考慮周全。省博物館有良好的收藏環境，劇團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時間一長，保存不當綢緞會成粉。然而，此珍品是專爲劇團而題的。面對這個傷神的問題，父親苦于決策上。對他來説，這不衹是一份遺物，一份史料，還有尊重和責任在其中。

人的一生中，會遇到很多的人，交情有深有淺。但總會有個人，至少一個人，總存於你心裏，影響你一生。父親心裏有個這樣的人，那就是田漢，每當國歌唱響，父親能異乎尋常地感觸到他的氣息。設若能讓這塊手跡有個好的歸宿，那，將會是餘生心頭最大的慰籍，也算是另一種對田漢先生的追念吧。

右四：田漢，右五：父亲陳邁眾，右六：賀龍，右八：董必武。

田漢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