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有解／台灣低薪魔咒　如何解？

全新欄位  經濟有解

天下雜誌每月推出「經濟有解」欄位，以深入淺出的圖表、分析、互動網站，聚焦台灣當前轉型難題，為悶時代尋求解方，重啟台灣經濟動能。本月關注「低薪」議題，特別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與胡勝正，提出他們的解方。

 

 

 

「我們那個時代，22K都沒有，2K好不好！」60歲、台灣搖滾教父羅大佑才一句，就是批評年輕人被寵壞。

一位71歲的企業界大老，又一句，「有理念，半K也沒有關係，可以生活下去。」

成長於台灣經濟起飛的上一代，認為現在的台灣年輕人抱怨太多、努力太少。

但低薪真的只是年輕人的態度問題嗎？年輕人不問收穫、專注耕耘，就能解救低薪魔咒嗎？

3個數字顯示，台灣的低薪問題恐怕已經超過羅大佑的經驗法則。

 

超越羅大佑的３大真相

羅大佑的第一張專輯《之乎者也》發行於1982年。扣除物價因素，那時的工作者實質月薪為18,581元；9年後，增加一倍到37,257元。

但過去10年，台灣實質薪資累積負成長4.8％。

台灣的凍薪，最大的惡果由年輕人來嘗。根據勞動部最新統計，去年大學生畢業起薪約2萬7千元，雖是第5年回升，卻依舊低於15年前水準。

30歲以下年輕人，超過半數，每月主要工作收入低於3萬元。跟鄰國比，經購買力調整，台灣大學生起薪還是最低，比韓國低兩成，比新加坡低四成。

「低薪的結果就是，讓好的人才出走，或不願意出來工作，繼續惡化下去。台灣老闆只能找到『能力剛好符合低薪水』的人，老闆又會一直抱怨勞工素質變差，」台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龔明鑫直言，台灣勞動市場已進入惡性循環。

年輕人起薪水準如自由落體，整個社會薪資如進入冰河期。台灣低薪現象的背後，是勞動、產業與教育市場三大結構失靈的複合症。

病因一：老闆有錢，只是沒分給你

過去10年，台灣GDP並非沒有成長，勞動生產力也並非沒有增加。關鍵是，成長果實分給勞工的份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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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時，台灣經濟大餅的51.6％隸屬於受雇員工報酬，但到2012年只剩46.2％。老闆不是沒有錢，只是不分給你。

「台灣的薪資說穿了，就是老闆說了算，」龔明鑫直言。不像日本每年有「春鬥」傳統，勞團與企業主有個集體談判的機制，雖然近幾年的全球化讓勞團談判能力減弱，但仍比台灣強。

台經院研究顯示，台灣的低薪的確與台商往大陸、越南等低薪資國家設廠投資，密切相關。龔明鑫指出，實證研究顯示，即使是服務業，台商海外投資到已開發國家，多半是為了獲取技術或授權，提高服務與生產水準，有利於提高母公司員工的薪水。但投資到落後國，反而拉低薪資。可悲的是，長期以來，台商投資對象都在低薪資國。

病因二　三角貿易 無助就業和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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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台灣的產業特性是「規模經濟」，以薄利多銷取勝，逐低成本而居。龔明鑫指出，全球化「要素價格均等化」的緣故，使得企業移到薪資低的國家設廠，投資外移至中國、東南亞等新興國家。

產業外移後，除了研發，台灣總部就只剩下接單、財務調度等「三角貿易」。主計處調查顯示，三角貿易已佔整體製造業營收的三成六，但「三角貿易對國內就業和薪水，幫助沒有那麼大，」台經院助理研究員方俊德指出，三角貿易的獲利歸企業主，台灣就業機會沒有增加，勞工分不到報酬。

病因三：服務業陷入低成本陷阱

製造業出走，留在國內的服務業蓬勃。目前，台灣服務業佔GDP七成，雇用近六成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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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林宗弘等人合著的《崩世代》卻明指，台灣就業市場出現「成本弊病」。意指服務業常以壓低工資，或雇用契約工、派遣員工來面對競爭，以致服務業愈發達，多數勞工卻面臨薪資降低的困境。

服務業陷入成本弊病，不光在台灣。也是所有已開發國家的通病。

英國《展望》（Prospect）雜誌分析美國和其他先進經濟體發現，很難將提高製造業生產力的方式套用在服務業上。我們可以很簡單地就增加汽車製造的生產力，但是營運一家醫院卻不是這麼一回事。

病因四：過度教育，大學文憑不值錢

大學生起薪低，是讓全台凍薪的一個關鍵因素。更弔詭的是，起薪低的趨勢，讓台、清、交等老牌國立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水準都被拉低。「台灣文憑的『放訊』（signaling）功能變差了，」龔明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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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雇主看到大學文憑，心中自有一個薪資對照表。但台灣從1994年教改前的23家大學，如今暴增到122家，畢業生成長兩倍多，每年22萬人大學畢業。人人有大學文憑，等於人人沒有大學文憑。

在日本，不論是大學或者是專門學校（相當於技術學院），都會公布「就業率」，來吸引學生就讀。但台灣中學標榜升學率，高教的「就業率」資訊卻付之闕如。學生在訊息不明的情況下選系、付學費，各校設立系所不需考慮學生就業，只考慮成本、招生行銷。

訊息對等是市場競爭最基本的條件，但台灣高教市場完全失靈，讓學生受苦，學用落差也持續擴大。

以從業人數變化來看，廣設大學的政策，想像台灣經濟發展需要「專業人員」。但台灣過去十年，專業人員員工數並無顯著成長，成長最快的反而是低技術的「操作及組裝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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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企業主對應徵者的生產力不夠了解，會過度依賴市場上既有的參考資訊，」中研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陳香如指出，最好的例子就是「22Ｋ」的出現。

陳香如解釋，2009年當政府提出「畢業生實習計劃」，以俗稱22Ｋ的兩萬兩千元作為企業的補貼薪資。在失業率高、大學生能力無法判斷的時候，彷彿成了畢業生隱性的基本工資，產生了心理學說的「定錨效果」。

「30年前，我媽媽領3萬3千，現在的我，3萬不到，」27歲的洪子晴（化名），前年自日本法政大學碩士畢業，回到台灣進入出版業，起薪2萬9千元。

扣掉每月1萬元的房租，她規定自己，每天包括通勤費加三餐，不能超過150元，希望每月至少存5千元。中午自己帶飯，因為同事訂的85元便當實在太貴。

月薪不到三萬元。依內政部估算，台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4795元。如果要養一個家，以平均扶養人口2.1人估算，薪水得3萬1千元才夠。

當低薪與凍薪已成為台灣人民憤怒的主要來源，與國際相較，不具吸引力的起薪，讓台灣成為人才外流最嚴重的國家，人才市場陷入惡性循環。到底要如何突破困境？

《天下》特別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與胡勝正，提出他們的解方。朱敬一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與國科會主委；胡勝正曾任經建會與金管會主委，請參考以下專訪：

朱敬一：拚就業　比創新不比「肌肉」

胡勝正：另訂「最低工資」